中国应注重教育与市场机制建设，吸取美欧不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的经验

        接下来的记者对话，我们就地取材，使用圣彼得堡论坛期间的一次采访。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TharmanShanmugaratnam），对我们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经济长期的挑战和机遇，以及亚洲经济脱钩的可能性。

        刚才你提到中国不同于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偏年轻化的人口。那你认为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现在最迫切需要做的又是什么？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

        这不仅需要财政资源，还包含制度的设计，这种设计应该避免一些发达经济体曾犯过错误，就是将其负担推给后代。对于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这最后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将提供养老其他社保福利的重担压在了年轻人身上，而年轻人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所处的优势是，它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并建立一个自给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没人会说这很容易，因为这是个很大规模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机会就是它正在从效率低下的劳动力中走出来，而且事实是中国的年轻新生劳动力从2015年会开始锐减。

        那要保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哪些因素？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

        根本没有保证这一说的。

        需要公共机构改革，也需要一种尊重创新和敢于冒险、接受失败的文化。这是我们从美国人身上学习到的一方面：可以尊重，接受失败、包容失败，而且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善于奖励创新。

        了解。之前你谈到，专家组也有讨论脱钩以及通过刺激更大的内需带动的增长。那你是否认为（欧洲）经济危机后，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来自别的亚洲国家的需求而是我们自己国家内部的需求呢？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不是…而是的问题。可以满足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这对于中国、新加坡或东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那不仅是大量集聚的需求，而且是丰富且复杂的需求，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这是关于复杂的需求，而复杂的需求拥有最高的价值。不管你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什么，它都具有最高价值。因为其中的高品质和创新会带来更多利润，所以我们永远不该放弃那些高价值市场。

        之前说过，未来的大趋势是东亚市场的需求，特别以中国为首，但东南亚也将成为这个新兴市场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的需求，以及对于各种形式的城市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三、四线城市是未来增长的主流，包括一切让三、四线城市更宜居的：更洁净的空气，更洁净的饮用水，更好的绿化、更舒适的公共住房都会成为未来增长的主流。这将是关于基础设施、规划者、服务、医疗、教育、早教等等所有的需求。所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应该更乐于向彼此敞开市场，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亚洲的世纪。

        尚达曼在国际经济舞台上非常地活跃，他现在担任的是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主席，是决策者的召集人。在前任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辞职之后，他还一度作为热门人选，有望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出任IMF总裁。增新呢，你在跟尚达曼的对话中影响最深的印象的是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尚达曼他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么一个理解。他提出来其实的最核心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中国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解放劳动生产力的一大障碍其实在于我们的国有经济或者说国有企业。那么我们现在看，其实国有企业它们一年的销售额已经到达GDP的78%，意味着我们的国有部门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经济。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净利润率和净资产回报率大概是5%至7%，不管是以怎样的条件、指标来衡量，这个也都是非常低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国的小企业实际上是完全不缺乏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出问题的其实是在国有企业这一块。那么我想中国想真正解放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其实是让国有经济退出这种竞争性行业，让市场的归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