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动物精神多些理性博弈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文•朱敏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的强心针式的刺激政策，招不灵啊，反倒唤醒了一个叫滞涨的幽灵，不论中西，概莫能外。

但凡懂点经济学的高层，都不会再让凯恩斯先生当国师，特别是离任期届满尚早的领导人。因此有人说凯恩斯貌似卷土重来，我说其实亦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确切地说，今天仿佛又到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前夜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前后，有摧枯拉朽的货币主义，有信奉供给创造需求、以改革为核心的供给学派革命。而今天，习李新政的要义，恰恰是通过深化改革为市场松绑和减负，我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在改革的种种迹象背后，不也有新制度经济学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吗？

并非就此便说某一学派的主张是随时随地皆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任何学问或主张都有其应用边界和约束条件。但要实现林毅夫教授那句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会保持8%潜在增长率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断，则有关学者概括的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基点的新供给主义改革，当为经济政策一时之选。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不啻是回归常识的市场宣言。解放思想，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途。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因为占豪先生新书嘱我作序。该书背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较量与博弈，涉及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时局问题，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但落脚点还是放在中国于全球大博弈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最后三章的标题里出现读音完全一样的三个词：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它们的区别，表面看仅仅在于引号的位置，却让我们对中国之危与机中的机之所归，有着某种文字之外的特殊期许。尤其是身处变革时代，国人对于通往彼岸之路的答案更是充满希冀。之所以在前边莫名其妙谈及当下的经济学流派，也是尝试着对新一轮改革力度及政策取向做一点分析。采用这种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受益于占豪和他的书给予的启发。

作为一部分析国际形势、建言国家战略的著作，区别于通常的财经书不说，其难得之处在于思考框架以及问题导向。按照写作和出版的顺序，占豪把《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册经济篇以经济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经济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下册局势篇，以国际政治博弈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政治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这两本书用占豪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阐述主线不同，但其最终发展逻辑却密切相关并相互印证。

第1页第2页第3页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