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产品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曾荣获200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二届)和2009年胡绳青年学术奖(第五届)，主持和参与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和中国社科院赞助设立的多项重大研究课题。著有《金融大变革》、《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等。

核心观点

中国房地产不是有没有泡沫的问题，而是泡沫有多大的问题。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经济发展前景，如果宏观政策应对得当，尤其是不主动地去用货币政策刺破泡沫，那么，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泡沫是可以有效消化的。

我国虽然人口在老龄化，但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依然非常高，这些人口依然还是要转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那种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中国经济并不会发生雪崩式的变化。

中国经济不会发生雪崩式变化

Q：你跟李扬合作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2006年获得了孙冶方奖，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课题?

殷剑峰：当时不少学者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一种负面的看法，认为高投资背后是高储蓄，投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还有预言说中国正在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老路，很快就会出现危机。

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课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只要劳动力能够持续地从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这个高投资是有必要的，那么高的投资率，你必须有资金来源，相应地就会有高的储蓄率。而这种高储蓄、高投资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年也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Q：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的高储蓄率出现下降，同时，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已经越来越缓慢了，现在危机是否来了?

殷剑峰：我2005年的文章是说劳动力能够持续转移。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认为农村已经没有那么多剩余人口了。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我国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趋缓，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出现了绝对性的下降。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那种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中国经济不会因此发生雪崩式的变化。

Q：你的依据是什么?

殷剑峰：原因很简单，我们虽然人口在老龄化，但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依然非常高，这些人口依然还是要转移。

在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要比我们严重得多，但是这些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只有百分之几，这说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停滞。农业人口依然需要转移，而这种转移的过程依然是需要比较高的储蓄率、比较高的投资率，也为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提供保证。

所以虽然从2010年之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一下子从百分之十几，一下掉到百分之二三的水平，经济的转型可能会比较平稳。原因就是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还未完全到来

Q：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用工荒?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中国已经经历刘易斯拐点。

殷剑峰：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商榷的。

按照刘易斯和其他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刘易斯拐点反映的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是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全部转移到非农业的现代部门之后，由于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存在，从而导致工资的快速上涨。所以，识别刘易斯拐点应该看工资水平，而不能简单地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因为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既不能代表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Q：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餐厅里三四千元招不到服务员，人力成本上升较快，这不是劳动力价格上涨吗?

殷剑峰：工资确实出现上涨，2001年-2010年的十年，工资增速平均高于人均GDP增速2.6个百分点。但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2002年前保持稳定，在2002年-2010年占比却从54%下降到2011年的47%。这说明，工资上涨虽然是劳动力供求变化的结果，即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但是，这种工资上涨还不是劳动力转移完成后的快速工资上涨，就是所说的刘易斯拐点。

Q：为什么会出现工资上涨了，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殷剑峰：国民收入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分，其中，居民收入包括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在工资上涨的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民收入过多地被分配到了政府和企业部门，尤其是过去十年依靠卖地收入的政府部门。所以，工资上涨了，但是，其他部门的收入上涨更快，从而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的相对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