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级政府在加大数字校园的建设力度,加快数字校园建设步伐,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对数字校园建设存在错误的认识及抵触情绪。究其根源,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人们对数字校园建设认识观念上的差异,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学校教育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
在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有四种比较明显的抵触现象。首先是人们对信息化设施、资源使用的抵触。虽然信息化设施、资源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研究者、教师以健康、游戏成瘾等问题来抵触信息化设施、资源的应用,处于技术悲观主义状态。其次是人们对信息技术构建的开放教育环境的抵触。利用信息技术,人们可以构建在任何时间、地点、内容、方式进行学习的环境,这种学习环境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使用并产生很好的效果,但仍有较多的教师不能突破自我认识,过度强调封闭办学的价值和优势。然后是对新型教学程序与方法的抵触。虽然信息技术已经可以有效支持优质教学活动的开展,但是仍有很多教师把信息技术作为演示的工作,作为增大教学信息容量的工作,忽视了信息技术其他的作用,不重视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理念与新方法,更多的教师将交互式电子白板当作投影用,将投影与黑板比较,并认为交互式电子白板等可以不用。最后是对信息技术的作用限定在辅助、支持、保障、提升的层面[10],而不是引领层面。这种观点是用旧的工具观看待信息技术,忽视了教育信息化是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提升教育水平的战略选择[11]的根源,忽视了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12]。
关于上述抵触现象,可以从两个层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第一个是现象的表面层次的原因。表面层次上看,上述现象与数字校园的建设方式、建设内容有关。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的数字校园建设多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而条块化管理体制导致政府各个机构的变革要求混杂,数字校园与其他改革之间存在一定的含混和冲突。因此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给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留下了可能性。同时,虽然研究者和政府都清楚数字校园建设的必要性及复杂性,但是政府的行为更多的是资源保障和价值引导,因此政府提供的建设往往是设备、资源,其他内容建设留给了学校,这也为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留下了可能性。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政府为学校配备信息设备、信息化教学资源,要求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趋势的背景下,一些学校以各种理由抗拒改革,享受沉没成本①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从表面层次上看,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是由建设主体与推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导致的。
第二个是现象的本质层次的原因。从表面层次上可以看出,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是学校组织对外来变革力量的抵触;从本质层次上看,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根源于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变革的抵触,这才是根本原因。学校组织及其成员抵触由信息技术支撑的数字校园建设,根源于当前的学校教育文化,意即只有研究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客观精神的根源和文化的条件作用,才能完全理解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在数字校园建设中,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以工业社会文化为基础,以封闭性、传播性、差异性、集体化等为特征的学校组织文化与以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个性化等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学校组织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可以发现,抵触数字校园建设的组织及群体多数是抵触学校组织改革的组织和群体,这些组织和群体的行为根源是由其传统的学校教育文化决定的。
由于数字校园建设方式及表现形式的显著特征,诸多人忽视了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内涵,将数字校园建设与学校教育文化建设相脱离,从而形成了数字校园建设的异化、异步,要求教师及管理者提出应对之策,这些应对之策多是以对教师及管理者的改变为基本要求。
三 文化整合: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要求 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记录了人类生存的历史过程。因此,区域的、群体的文化很少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继承的,在连续、继承中整合新的元素,实现持续性的发展。在数字校园建设中,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信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迫力推动学校教育文化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学校教育文化与信息文化的整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学校教育文化整合是学校组织内部对外来不同文化或文化因素进行的整理和结合,其结果是成为一种新的学校教育文化主张和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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