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正在成为中国制造面临的最大考验。

　　2010年注定将成为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复杂的年份之一。

　　世界经济形势目前尚不明朗，未来风险犹存，中国经济正徘徊于十字路口，而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制造”也面临着三十年未遇之大变革。

　　对中国制造而言，低成本历来是最大的优势和卖点。但进入2010年，所有企业都突然发现，原来赖以谋生的低成本优势突然没了。土地厂房价格上涨，店面租金猛涨导致销售渠道费用增加，电力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办公成本高企，原材料上涨，中央调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使员工工资上涨……只有产品出厂价不但没涨，反而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面临着更加激烈的低价竞争……

　　情何以堪?中国制造这一大考能否平安度过？

　　短期出口的挑战

　　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世界产业史上亮丽的一抹红，首先是因为低成本产品飘洋过海，撒向了全球各个角落。进入2010年6月，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当月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值254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2%。其中出口1374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亿美元，增长34.1%。海关统计显示，6月份，我国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均刷新2008年7月的历史记录，创历史新高。从环比来看，今年6月份进出口较5月份环比增长4.4%；其中出口环比增长4.3%，进口环比增长4.6%。

　　数据是检测仪，但5月之后的PMI出口指数显示，出口的前景并不看好，压力在重新到来。与此同时，单纯数据并不能完全检测中国经济。表面上尚好的出口形势可以持续吗？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就外部环境来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扑朔迷离，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仍在抬头，贸易制裁有增无减，这将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进一步冲击。而且欧洲的债务危机和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依旧是世界经济的定时炸弹，潜在威胁不减。就内部环境来说，出口的困难还在增加。

　　其一，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价格的情况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有人预测，未来五年内，单是劳动力成本，中国就将上涨四倍！而从今年年初开始，棉花价格已上涨20%～30%，最新披露铁矿协议价格又创出历史新高，未来钢铁价格上涨趋势已不可避免。至于其他的原材料上涨，更是已经触发了我们所说的“通胀经济”时代到来的普遍认知。

　　其二，当前部分商品取消退税，且人民币升值预期将会一直让出口企业坐卧不安，虽经学者研究汇率的变化对出口影响有限，但是这仍将是出口能否持续的重要指标。

　　其三，虽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有所增长，但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来说，当前的增长仍是“波动弱复苏”。

　　其四，即最近引起全球关注的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将会大幅度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上调幅度最大的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31.7%，位居全国之首。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在上述多方重压下，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无异于雪上加霜，本已不多的企业利润将更加减少。

　　商人的本性是逐利，成本的重压，迫使沿海诸多制造业开始向内陆生产要素更低的地区转移。一些电子元件、制鞋企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布局转移，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对短期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从数量上现在尚难以测定。对于企业来说，当前一是面临利润的减少，二是面临招不到农民工的窘境，这两者的头疼可能高过了工资上涨的头疼。总体判断，工资上涨无疑会对出口形成一些压力，但一方面，因为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可以被工人工资上涨而促进的消费增加所弥补；另一方面，出口价格可以在审慎的范围内适当增加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其影响亦不可低估。

　　然而，由于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并不仅仅体现在农民工工资上，而是体现在一系列地方。因此在短时期内，工资的上涨无疑将使出口增加压力和挑战。

　　拐点在何处？

　　每一场大考，都意味着一场残酷的淘汰。对中国制造而言，此轮以农民工工资上涨为代表的成本急剧上升，正是一场优胜劣汰的淘汰考试。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与香港一隅之隔的深圳企业处变不惊，甚至因此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其中原因除了中行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之外，深圳企业先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功不可没。在金融危机来袭之时，深圳市提前淘汰了一些产能落后和投机性质的企业，从而使华为、万科等企业屹立不倒。

　　进入2007年，房地产价格的暴增，使大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出现了一批迁离深圳的潮流。主要是一些鞋厂、玩具厂、造纸厂等。但一批节能环保和高科技企业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因为提前布局，反而获得了持续成长的机能。

　　“中国制造”在今天已不仅仅代表中国出口的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必将承载着更多的中国国际形象。本轮农民工工资上涨，潜在说明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隐约可见。同时说明中国农民工劳动意识在提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或许意味着可以从员工劳动意识提供中获得品质提升的红利。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已经启动了经济转型。未来的下一步已经可以预见，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加速，以城市化来继续增加农民工工资、以城市化破解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以城市化提升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以城市化大幅增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必须有所改观，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调整结构。胡锦涛总书记在近日考察河南时再次强调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依赖外需转为提振内需，关键是依赖消费，因此工资上涨不可避免。收入分配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涉及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平稳、和谐转型。

　　前行中的弯道已经隐约可见，与那些依然埋头沉醉于低成本优势的企业相比，抬头看见拐点的企业，自然懂得提前减速调整方向，从而顺利通过。

　　中国企业往往善于在逆境中奋发崛起，绝地求生的传奇故事数之不尽。在所有企业都处于低成本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进行战略结构转型调整，往往需要企业家本人有极高的悟性和远见。但市场环境的改变，生产成本不可避免的上升，或许正是催生中国企业新传奇的温床。

　　弯道加速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中国制造的低附加值形象，尽管依靠这种低附加值的规模效应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原始积累显然并不能成为持续成长的常态。近几年来，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行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提前做好了进入弯道超车的准备。

　　而对有准备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了拐弯之后，迅速提速超车，其实是完全有条件的。

　　从短期来看，中国具有的不仅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且已具备包括市场、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在内的“综合优势”，国际竞争力应该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会继续保持。

　　首先，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会使其较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明显更胜一筹。对中国制造而言，随着成本的提升，产品品质提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这不但有助于中国制造企业竞争力的加强，更有利于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集体品牌提升，从而帮助中国制造重新在国际上树立新的形象，渐渐转入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良性循环。

　　其次，中国有很多发达的工业集群，支持生产商在当地采购供需品，提供货运代理，在稳健的供应链支持下，生产效率将得以提高。中国最近已经开始着力打造各种经济圈，通过一系列政策优惠，鼓励产业集群的构建。从最近李宁对阿迪达斯的重新超越，晋江制造的集体爆发，中西部区域经济如重庆、新疆的抢眼增长来看，这种产业集群带来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再次，内地高效率的劳动力和基建系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足可抵销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除了今天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企业带来的物流便利之外，中国劳动力尽管成本有上升，但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方面，庞大的劳动力总量使中国制造拥有宽松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有更高教育背景的80后、90后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

　　最后，中国大陆有巨大的市场、稳定的局势以及相对成熟的政策环境，可以保证持续地吸引各种资金进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把握也有一个学习试错和改良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政策局势的把握，已经越来越娴熟和稳定。这无疑是最大的希望和福音。

　　对中国企业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犹如“大考”，只要方法正确，成本增长不仅不会降低国际竞争力，反有可能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经历了转弯之后重新提速，或许正是中国制造真正超越发达国家的全新机会。查看《商界》所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