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量化的沟通等于在制造矛盾

我说很多企业的管理信息量化不充分，有一些管理者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们认为对自己企业的情况如数家珍，一清二楚。

其实他们对我的讲法有两层误解。第一层误解是他们所讲的如数家珍，是一些他们的企业中本来就是以量化形式存在的数据，这当然很清楚。但企业运营中有很多非量化的、模糊的管理信息，这些信息有没有量化，如何来量化;第二层误解是企业中相关职能部门掌握的量化的信息，我们企业的其它各个职能部门是不是都能及时获取。这才是我指的现行我们中普遍存在的量化问题。

从北京堵车谈起

北京的交通为何这样堵，多数人认为是北京的车多，路窄，我是不同意，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讲课中反复论证过。北京的堵塞不是北京的车多，路窄，而是因为北京路的文化。北京的路及门牌没有充分的量化，没有一定智商的人，在北京找路、找门牌是一件极痛苦的事。

比如说吧，你是一个外地人，来北京要去学院路办事，事办完了，该吃饭了，北京有朋友栾兄，你给我来电，一问，知道我在学院南路，多巧，都说北京堵，今天好，你在学院南路，我在学院路，多近，行，栾兄，你赶快去学院南路附近的饭店，点好菜。我赶过去，你请我吃顿饭，我栾兄没话说，进饭店点上菜，等着你。是一等你不到，二等还没来，怎么搞的，两小时过去了，你才来了电话，栾兄，这学院南路在哪？我怎么就找不到啊！别说你了，就是老北京也不一定都能找到他要去的地方。凭着你对路名文化的理解来找路，不行！这学院路是条南北向的路，按照想象，学院南路应该是学院路向南延长的哪段路吧，偏不是，学院南路是条东西向的路，而且与学院路有好几公里之遥。所以凭着文化的想象找路有问题。你看美国多数城市交通堵塞少，为何，因为它的路都是用数字编的，没什么文化，但是无论什么智商的人都容易找到。

再说北京的堵不都是因为你开慢车在找路，还有多数情况是在找更麻烦的门牌号码。我们的门牌号码虽然都是阿拉伯数字编的，但是它并没有量化，为何？因为你没有办法快速找到你要去的地方。有谁能说出上海延安路的2655号在哪吗？老上海，上海的的哥都不一定知道。这原因就在我们的门牌编号的方式。一条路，我们的门牌编号是从1号到N号，单数号在一边，双数号在一边，连续下去，你无法预测你要找的号在哪。再到美国城市看一看，这门牌号码是一条街一个号段，无论你是什么智商的人，都能帮你迅速找到你要找的地方。

管理的基本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老板再忙也不能提高效率、带来快乐。我们的城市想了多少办法，没有在根本的量化问题上去做工作，结果路再宽，车再控制，仍然摆脱不了堵的命运。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麻烦

我曾面临过这样的困境，三个子公司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向我请示，如特殊的价格政策等。虽然公司规定，所有的请示都要使用传真，但有时我不在办公室，紧急情况，大家还都是打我的手机，电话请示。结果发现很多事办的结果好像与我电话中讲的不一致，追究这一问题时，请示者振振有辞：说当时我就是这样答应他们的，我也无话可说。我能理解可能是我自己出错，我知道手中拿着钢笔找钢笔的情况普遍存在。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被别人利用的情况发生。

电话沟通，查无对证，无法量化，从上图还可以看出，电话进行信息传递，双方因语言表达方式方法等等原因会造成信息并非原意、误解等情况。因为电话太多，有时同时要处理几个电话，这样的工作方式难免阴差阳错，而员工之间因使用电话沟通带来的各种误解常常难以解决。

所谓量化不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各要素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了，阿拉伯数字并不代表量化。什么叫量化呢？它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一个组织的每一个员工，无论这个员工的岗位是什么，素质如何，他都能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间，将他需要的信息与其它信息区分出来。

生产经营的各要素随时随地产生的信息如何成为能迅速区分的信息。

虽然能将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加工成能区分的信息，但要求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才能做到，而且速度缓慢，这不行，既不全面，对生产经营也无指导的实效。等你处理好信息，机遇已经过去了。

已经存在的能迅速区分的信息如何能让全球有权限的员工随时随地获取。

虽然存在已经量化的信息，但是不能让企业的所有员工随时随地共享、获取，这些量化了的信息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就目前的管理学研究而言，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悟。在中国的企业管理直至我们的生活，悟的作用可大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道出了悟的作用，悟的能力。

在现代工作生活中，靠悟进行信息传递，不对信息进行充分的量化行不行，不行！为什么？悟，我的理解不仅仅代表你听了，你懂了，悟代表着你完全明了，并且已经要传递给你的信息变成你的潜意识了，心知肚明了。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十分快捷，需要以最短的时间让对方明白你要传递的信息，悟就落后了。企业中相关职能部门掌握的量化的信息，可以通过快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