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抱怨IT业界浮躁、目光短浅，但指责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还应当指出问题、分析原因、给出解决办法。业界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大陆IT业没有如美国的“硅谷模式”、我国台湾省的“新竹模式”、印度的“印度模式”那般形成一种可资预见的群体性成功模式，是以目光长远因没有可以预期的长远利益为保障而沦为空中楼阁、远大抱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成功道路为指引而沦为痴人说梦、和衷共济因没有丰厚的利润可供分配而沦为同床异梦。因之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IT企业成功之路殊为必要。

当前中国IT业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中国企业的超越性发展贡献额外的效率加成，而重心就在于软件业的突破，因此中国模式的起点就是要成功架构出中国式的信息系统。IT业中国模式的形成不是编出来的，更不会是抱怨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探索出来的，笔者信奉知用合一，既不能亲身实践之，却也要尽己所能在知的层面上做些思考，以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有所裨补。

纵观西方在近代的扩张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驱动其不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乃在于由贪婪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勇气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而对比西方在冷兵器时代十字军东征的败亡和火药传入后的征服之路，技术优势在西方的成功经验中居于中心地位就不难理解。这种成功经验在所谓的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反应到信息系统的建构上就是“技术中心论”——因人可能会犯错、因人的效率低、因人会闹情绪罢工，所以就尽力将人排除在系统之外而以机器为中心来设计价值链。

此种技术中心论在没有遭遇到连续的巨大失败之前，即便有所反思亦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之。因为其经过数百年的成功积累已形成了一整套牵涉甚广且行之有效的技术开发体系：基础预研、科学实验、理论建构、工程原型探索、风险评估与投资、市场开发品牌营销渠道铺设等标准化的管理支持、应用开发、服务支持体系建设、投资回收等等。西方公司通过所掌握的技术优势建立起技术壁垒，配合其所控制的软硬资源（包括其通过多年经营所垄断的资金、媒体、文化传播等资源）壁垒来获取超额的财富，并通过将丰厚的壁垒溢价在技术开发体系中进行逆向分配来巩固该体系的运作以维持其技术优势。

反观中国之路，人口众多、迁移较少的农耕文明使得辉煌的古代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近代在列强的打击下开始衰落以后，向西方的学习屡不成功，为求自强，只得以手工作坊的小农生产方式硬抗钢铁机电的大规模工业体系，最后是以民众的联合奋斗用无数的血肉才换回了民族的自决。由此我们得到的历史经验被总结为两句话：落后就要挨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基本态势就是以弱抗强，失败暂且不谈，和倭寇死战十余载，靠得是拖、耗（也即意志与牺牲）以及外援勉强驱逐之；和美帝战于朝鲜，是靠意志、牺牲、战斗技巧打成平手；和前苏联在珍宝岛靠得也是意志与牺牲方支撑住局面；只在西南方向取得过一些压倒性的胜利，但与印靠得是军队素质，与越靠得是国力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到目前为止靠得是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活力释放与资源消耗。因此我们只有拼命追赶、模仿的经验而根本就没有如何建立技术优势体系、资源优势体系并运用这些优势体系战而胜之的普遍经验。所以我们的历史成功经验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就是：在技术、物质资源等硬实力处于下风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强调人的意志、牺牲精神与主观能动性。而我们可与西方相抗者就是基于此种精神力量之上的思想统一、组织有力所带来的行动效率优势（同样都是人口大国、同样都有后发优势，中印的差异说明资源禀赋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西方必欲除之为快者亦为是。

现在我们虽开始强调要走技术创新之路，但想向西方那样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开发体系是要进行天文数字般的投入的，而对于吃饭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靠什么来换取这么多的资金？更何况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还要被西方拿走大部分！所以只能是靠小投入在西方的挤压下慢慢滚动发展来实现资金积累、体系架设。神舟升空，即有“有什么用？还不如拿来搞教育”之说，教育不是不重要，可若是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不变，教育不过是我们花钱为西方培育能创造更大财富的资源罢了。神舟的目的一是希望在精神层面上重建竞争资本；二是希望在企业实力普遍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的投入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技术开发体系以冲击西方的技术壁垒，进而改变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中国在全球争取资源配置权益。当然能否完全达到后一目的尚不可知，毕竟西方是用数百年的掠夺所建立起来的严密而庞大的体系，更有资源壁垒在手，我们想用数百亿的投入以收一时之效，确实困难了些。不过，事在人为，硬实力不济则以顽强不屈之战斗意志、团结协作之牺牲精神（我们从不强调无谓的牺牲，我们的牺牲向来都是以局部的牺牲来换取全局的胜利，董存瑞式的牺牲个人以为战友打开突击通道来争取胜利就是“团结协作之牺牲精神”的真谛）、忍辱负重的平和心态、深思熟虑的人生智慧为辅助来建构我们的技术开发体系并促进正向收益循环的形成，成败亦未可知。（IT业总体上表现的是意志涣散、精神沦丧、心态失衡乃至智谋全无、只留下些小聪明用来进行个人利益得失的计较，却也事出有因：作为中美实力对比最为悬殊的行业，没有总体成功模式在方向上的指引，个人的努力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是在相互抵消，胜利的希望渺茫，是以愈努力愈不免让人感到唐.吉科德式的悲壮，所以对现在的中国IT业来说，给个成功的希望比什么都重要）

但中国式技术开发体系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入，目前尚不能指望，是以现阶段中国企业要建立价值创造的竞争优势，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破坏性创新”即利用西方技术开发体系因其完备而固有的技术开发途径较长、反复在各种应用场景中进行验证所需时间较长的弱点将尚未经过充分验证与发展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成果迅速推向市场，用“新、快”来打“优、稳”，当然这种策略由于所开发的技术还不是太成熟，因此固有风险很高，很容易被西方以实力优势所击败，所以主要应依靠国家投资。这种策略将明显缩短西方成熟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有力地冲击西方的技术收益体制，破坏其通过高成本来维持技术优势的高收益分配循环。此为兵法中的“奇兵”也，是为了民族利益而被牺牲的“弃子”。为能发挥出奇兵的效力，配套支持的广义信息系统应把人嵌入到系统的控制回路中，以人的经验来弥补技术的不成熟、以人的适应性来扩展应用场景的不足、以人的弹性来封闭错误的扩散。

二是“迂回性创新”即依靠我们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巨大的智力资源优势以绕开西方的技术优势来从全球的财富分配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出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来设计中国企业的价值创造链，作为基础支撑平台的信息系统当然也要顺从这样的指导。

美式管理是建立在“可预期”的基础上的，为了对环境可预期，要求法制化、减少政府干预；为了过程可预期，要求进行详尽的规划与充分的计划；为了对结果可预期，要求全面进行量化、数字化、指标化。因此，以刚性约束为特点的信息系统在美式管理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非常符合西方开发者、应用者的线性思维特点，但用于以中庸为特点的中国人身上却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带有很强的模糊性，要留出较大的弹性空间。这样一方面国人思维的弹性较大，另一方面尚处于调整的外部环境变化较快，这两者合起来就对刚性的信息系统形成了较大的扰动使之经常进入到非线性区域而造成系统失稳。所以全程式、紧耦合的信息系统是不太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式的信息系统应是松耦合、以人为过渡的准柔性的、人机合一的广义信息系统。

这些就是依据“技术中心论”建构的信息系统在中国企业里只能得到低水平应用的原因，也是建构中国式信息系统的价值基础。(A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