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那些年，人们对“软件外包”很是陌生，一些IT界的人甚至有些看不起“给外国IT企业打工的”软件外包。意欲通过“外包带服务”的刘积仁，一直像“忍冬草”那样，默默地、坚韧不拔地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当然，刘积仁也不缺少志同道合者。1995年～1996年年间，文思创新、海辉软件、大连华信相继成立。

终于从2000年开始，软件外包开始以平均20%的速度“奔跑”。10年发展后，它更成为业界追捧的对象。据《2009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1.2%。各地政府纷纷对软件外包企业开出了极其优惠的条件，争做中国软件外包中心。这一景象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热度渐起的缩影。

危机下中国将成“主角”

金融危机来临后，国外的发包企业明显减少。麦肯锡在一份有关中国外包业的报告中称，仅就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而言，在2008年前9个月内疚缩水39%，合同金额仅为110亿美元。

这虽然让整个软件外包产业“着了凉、受了冻”，但在蛰伏多年的刘积仁看来，“这次危机是中国的机遇。”麦肯锡也认同这一观点，并在报告中声称，“随着全球企业设法降低成本，外包行业将从中受益。”

麦肯锡的乐观估计，可能得自印度在之前三次全球衰退中的“逆向式增长”。根据相关数据，199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两年全球平均GDP分别下降了0.4％和0.8％，而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的年度增长却达到了57.1％和63.6％；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际，全球平均GDP下降了0.7％，印度IT相关服务的出口收入仍增长55％；2005年由于油价高涨和区域经济失衡，全球的GDP增速由2004年的13.3％下降到8％，而印度IT相关服务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37.6％。

而再一次的金融危机又给了软件外包快速增长的机会。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软交会开幕时透露，2008年我国承接包括ITO（信息技术外包）和BPO（业务流程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协议金额达3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倍。

但和前三次经济衰退不同的是，此次危机带来的软件外包机遇将降临中国。刘积仁甚至认为，“事实上，软件外包格局的变化，无论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存在都会发生的。”因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需求在不断的扩大，而中国的软件外包品牌在提升。“以前中国的品牌打造力度不够，而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认同中国，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虽然跨国公司在印度、罗马尼亚、匈牙利、俄罗斯、巴西等国也都成立了研发中心，但是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取之不决，用之不尽’的优秀IT技术人才优势。”另外，刘积仁还认为，“中国是一个成长最快，最有前景的一个市场。”这也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安营扎寨”。

危机之后，印度将与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博弈。如果说10年前，堪称“黄金时代”的印度软件外包发展得很好，中国无法与其相媲美，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势均力敌的争斗将会上演。并且未来，在软件外包中将是中国的“主角戏”。

10年风雨收获自信

从“蓝领”到“白领”，从“干的是体力活”到有较强的研发能力，这是10年来软件外包企业发生的最大改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积仁总结道：“过去10年是我们自信的10年；未来10年将是我们腾飞的10年。”

在2002年“IT两会”上，刘积仁曾公开承认，东软做的就是体力活。6年后，软件外包使得东软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强大。2002年和2004年，东软先后率先通过了CMM5级评估和CMMI5级评估；如今，东软不仅在国内电信、社保、电力、金融、企业、交通医疗等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领域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与全球30个跨国公司开展外包合作，其嵌入式软件系统已经在世界著名的数字家庭产品、移动终端、车载信息产品、IT产品等众多产品中运行。东软的整体收入和离岸外包收入连续6保持国内软件企业第一的位置。

2008年底，同样是在“IT两会”上，刘积仁做了题为《全球变局与中国IT产业的机会》的演讲，他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放缓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全球资源整合的好机会，包括收购国外公司、吸引人才等。

这确实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迈向自信的10年。10年间，中国的软件外包规模成长迅速。据《2009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同比增长约20.0%；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同比增长约36.7%。

软件外包中的领军企业的表现更是不俗。东软的营业收入从2000年的11亿元增长为2008年的37亿元；中讯软件的营收从2003年的1.15亿港元上升为2008年的6.48亿港元；2007年底上市的文思创新2008年营收达到1.027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3.7%。

现在，软件外包已经完成了规模化的最初积累。原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肖华在第11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表示，当前外包业务结构日趋多样化，既有客户服务中心、数据处理，又有离岸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多层次发展势头迅猛。例如，东软从最初的嵌入式产品工程发展成为拥有多元化的业务，包括系统集成、行业运用、软件外包、数字医疗、IT咨询与服务等。

虽然10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国内软件外包还存在亟须解决的几大发展掣肘。首先，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市场份额和增长速度上仍然远远落后。中国前四大IT软件外包服务厂商在过去3年的增长率为21％，而印度前4位公司的年增长率却是中国厂商的两倍，规模在2007年时更是达到了中国厂商的14倍。

面对不敌印度的现实，刘积仁很是坦率。他直言，与印度相比，“我们的历史不够长。”在2000年～2009年10年间，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也非常好。“10年意味着一个产业创造一个新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赶上。”

其次，中国软件外包行业特别分散，缺少与世界顶级企业规模相媲美的大型企业。按照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的观点，只有员工数达两万人以上的软件外包公司才有竞争力。目前，印度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员工数已达10万人，而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员工数不到2万人。“15年前，印度就有了上万人的软件外包公司，而东软员工过万还是2007年的事情。”刘积仁坦率地说道。

再者，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处于利润率低、低端化的态势。博彦科技CEO王斌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囿于低端有几大原因：一是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占据高端软件外包业务市场；二是中国企业不会定价格。王斌解释说，中国企业不会讲价钱，印度的企业会将每一部分附加价值与发包企业沟通得很清楚，而中国企业在沟通时根本做不到。

本土需求促腾飞

尽管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但过去的10年毕竟为软件外包未来10年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在采访中，刘积仁充满激情地表示，为了软件外包的下一步发展，他们一直“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15年、20年间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中国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为软件外包的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麦肯锡认为，中国IT外包业要繁荣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庞大的、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恰到好处的是，各大机遇都不约而同地到来。

首先，中国制造业将推动软件外包的发展。曾在2005年的IT两会上，刘积仁就认为“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给中国带来了特别好的机会。而中国也给了东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而4年后，制造业还给软件外包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刘积仁认为，未来20年，制造业发展可能会相对平稳，但是信息服务业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信息服务业将来是制造业能够再去腾飞的基础，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再者，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软件外包的坚实后盾。与印度相比，尚未启动的庞大内需市场将成为中国外包软件企业的杀手锏。据麦肯锡统计，2008年，中国的IT服务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仅为0.2％，而印度为0.5％，韩国为1.3％，日本为1.8％，美国接近2％，英国甚至达3％，中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低比例意味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一旦市场启动，将带来巨量的业务。”麦肯锡全球董事彭壮壮说。

而在中国本土市场，印度软件外包公司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这成为刘积仁们与印度一决高下的秘密武器。刘积仁非常自信地认为，在中国的本土市场，“在全世界的这些竞争对手中，跨国公司和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力是不如中国本土企业的。”

最后，各地政府政策的支持将为软件外包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目前，国家已经看到了软件外包的价值，并下定决心开发软件外包业的潜力。从2006年实施"千百十工程"以来，商务部逐步推行了3大扶持政策——把服务外包视为高新技术产业，在所得税上给予优惠，并对营业税进行减免。同时，国家开发银行提供50亿元贷款，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融资；以及对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的，对认证费用给予1：1的补贴。

各地政府也纷纷上马软件外包，提出建立软件外包中心的发展方向。2008年，杭州确定了3年服务外包工作的行动目标。重庆市启动了庞大的“软件外包中高级人才百人深造计划”的行动，意欲成为西部软件外包的“第一城“。此外，包括广州、无锡、苏州等在内的城市均将服务外包作为未来产业的发展重点。而有“中国的班加罗尔”之称的大连在争夺软件外包中心更是当仁不让。

彭壮壮预言，如果国家可以系统地推出并执行增长引擎计划、内需释放计划、特大型外包项目计划和领军企业扶持计划等4大扶持计划，外包的前景将非常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