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厕所水的典故，源于日本内阁大臣野田圣子她凭着喝下自己洗的马桶里的水，从一名酒店白领当上了日本内阁大臣。作为对员工严格考核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被一些企业所引用并被发挥到极致。

严格要求自己并做到精益求精，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追求，一个企业也应具有如此品质。日本索尼公司在阐述其信念的公司纲领《索尼之魂》中，第一句话便是索尼是开拓者，表示出绝不步别人后尘的意志。华为公司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两者相比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关键在于要在这样的纲领之下，一切行为都要绕此运转，才能最终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个共识是，企业文化是有别于技术、人才、资金等传统要素的第四种资源。可以说，今后的企业竞争，主要在于企业文化的竞争；今后的市场拼杀，取决于企业文化的底蕴厚薄。企业文化如此重要，培育和塑造企业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企业文化的形成，既要有清晰的定位，更要有科学的方式，尤其要尊重科学、恪守规律、顺其自然，在情、理、法和德的综合考量中开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若是操之过急或者急功近利，甚至违反人性与自然规律，最终难免会事与愿违。

喝厕所水跟企业文化有什么关系？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员工树立严谨要求的理念和意识，这种方式缺乏人格尊重，也有违公序良俗，更没有顾及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些年，一些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培育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比如喝厕水培训、下跪培训、乞讨培训……然而,这些无视人的尊严、无视社会风俗、无视传统道德的做法，无不受到了当事人的抵触以及舆论的谴责。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企业在眼光上的短视，在手段上的极端，在行为上的功利。如此功利而浮躁的做法，如何培育和塑造出真正的企业文化？

若无知成为创新，那么就会上演喝厕所水的东施效颦。野田圣子喝厕所水是一个好故事，但企业应该学习与效仿的是她的精神，而非简单照搬喝厕所水的方式。然而,即便如此简单的常识，很多企业依然处于形似而神不似的倒置，由此也暴露出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内涵的苍白与手段的荒唐，也表明对于什么是企业文化怎样培育企业文化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如此看来，我们离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川需要更多

标杆地产企业

■方管

近年来，不论是央企、外资房企还是全国性大型房企，纷纷加入成都房地产大本营。遗憾的是，在这个拼企业背景、拼资金实力的地产时代，四川本土房企的市场发声越来越少，楼市下行雪上加霜，乃至于悄然退出房地产市场。4月2日，有报道称，成都老牌房企铸信地产爆出转让郫县项目传闻，（《铸信郫县项目再度转让将退出房地产市场》）并传将退出房地产市场，成都本土房企前景堪忧。

一份来源于克瑞尔发布的《2015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售后服务管理软件TOP100》排行榜数据显示，这100家房企，售后服务管理软件面积TOP100排行榜中，仅有两家四川房企进入榜单，其中蓝光实业以42.9万方平排名24，邦泰集团以17.8万方排名68位。而售后服务管理软件金额排名，仅有蓝光一家房企进入前100名，排名23。

从数据来看，四川本土房企在全国市场排名整体落后，形成蓝光地产一枝独秀的局面，近日，蓝光地产借壳上市，将更有利于蓝光铺开全国战局，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的房企表率。

来自达州的另一家被称为小蓝光的蓝润地产近年来在成都市场表现活跃，尤其是最近拿下春熙路天价地块，去年接二连三拿下多宗地块，引起业界一片惊呼。蓝润算是成都本土新兴崛起的一家房企表率，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本土房企要求得市场是完全可能的，但原先深耕了成都十多年的不少本地房企，却拿不出这样的激情来。

另一家来自乐山的邦泰集团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表现不俗，备案面积排名前100名，但我们却在备案金额排行榜中找到邦泰的名字，这从另一方面表现出，邦泰的每平方米的产值并不高。以成都邦泰华府公馆为例，项目去年以价换量还换的了不错的成交，但盈利空间却被压缩了。

实际上，当前四川的不少本土房企处境进退维谷，早年的齐力地产早已消声匿迹、开发出金林半岛的金林置业转战云南7年后低调回到成都，从一个小型商业项目再度着手，原有的水井坊地产转手郫县地块给老牌房企铸信，现铸信再度爆出转让地块，传将退出成都市场……市场的演变将这些本土房企慢慢冲刷至海岸，或因资金、或因发展策略，都让这些房企止步于前。

更多的本土房企仍旧保持持续低调的开发，如佳年华、金茂、置信、金房，但如蓝光的规模和布局、如蓝润的活力和大手笔，四川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房企实在太少。笔者认为，在这个被外资、全国性大型房企的占领的市场，每一个大城市的本土房企都有类似的情况，优秀仅属于少数，但四川房企的这部分少数实在太少，四川房地产发展潜力巨大，作为本土房企应有更多标杆企业作表率，以占领本土市场。

汽车价格底线

是企业的良心

■贾新光

上世纪90年代，国内汽车供不应求，汽车价格一路飞涨，价格水平最高的是1993年，成本不过五六万元的一款轿车卖到20多万元。1994年，汽车市场神奇地出现从供不应求到相对过剩的逆转，坚挺的汽车价格开始松动，之后出现了血雨腥风的价格大战，汽车市场越来越火。

在最初阶段，市场竞争迫使厂、商挤出价格中的暴利。后来，合资企业采用扩大本地化采购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即使大致差不多的采购成本，也还有品牌溢价可以赚钱。自主品牌一开始以低价战略博市场，深感吃力，于是纷纷转走高端路线，但是成本难以承受，许多企业还是靠合资企业补养。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就有消费者一直在问：汽车价格什么时候能够降到底？还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现在汽车厂家还有利润，所以汽车还有降价的空间。其实，价格战打到一定程度，企业必然就要做减法，其中包括降标准、减配置。上世纪90年代，国外已经普及电喷，但是当时引进的几个车型都改回到化油器和分电器模式；国外流行低压胎，国内仍然用配有内胎的轮胎，一些车型把四轮碟刹改成前盘后鼓等等。

有些减配是钻国内法规要求低的空子，比如欧美地区法规强制要求安装ESP等行驶稳定系统、头部气帘等安全配置。国内2012年修改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依然对这些配置没有做出明确要求。也有的车型把悬架改了，带来了隐患。比如老速腾采用多连杆独立悬挂，新速腾改为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舒适性差不说，还容易发生断裂。

据汽车投诉网数据统计，2014年关于减配车的投诉为105宗，小到安全和舒适配置的缩水，大到底盘、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偷梁换柱。一些车企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减配，个别车型甚至打起了防撞钢梁、安全气囊以及车内阻燃材料的主意，这使车辆在发生事故的过程中，危险几率大大增加。

国内有一句顺口溜，看得见的地方好好干，看不见的地方不好好干，车企减配往往在消费者难以看见的地方。有人总结了汽车经常被减配的10个部位，包括隔音阻燃材料(这种东西属于看不见的配置，消费者很难关注)、雾灯、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ESPDSCVSC)、车顶加强筋、储物盒储物空间、防撞梁(据说有的车型左侧有、右侧没有)、轮胎(换品牌或降等级)、行车电脑、悬架、蓄电池。

质量是企业的良心。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汽车的配置也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价格的底线是不能越过企业的良心的，更不能昧着良心做坑害消费者的亏心事。

构建政商关系

新常态

■谢昱航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廉洁高效是理想的施政状态，是行政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反腐的初衷，无疑是构建健康的官场生态，反腐虽在一定程度产生了让官员不敢腐的效果，但导致了懒政和行政效率低下，显然不是理想结果。反腐导致官员不作为，这种担心早就有，甚至成为有些人敌对反腐的借口，不幸的是，这种担心如今已成为现实。

因为反腐而不作为的官员，大概出于两种心态。一是怕受牵连，担心在与企业等主体打交道时，遇上不干净的对象，或者不知不觉地陷入污泥而被染，或者对方出事时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以躲和避来保全自己;二是对反腐持不满的态度，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只能以不作为的形式消极对抗。

这可苦了企业。虽然，近两年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政府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毕竟与市场需求和社会期待仍有差距，甚至职能部门设置互为前置的审批事项让企业无可适从。一项业务近8个月没办下来的事情，还在出现。也就是说，企业仍然要频繁地进出政府职能部门，盖这样或那样的公章，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许可，如果官员对企业避而不见，企业就只能干着急了。这个时候，企业真会感叹：还不如不反腐。

问题的根源当然不在反腐。反腐是为了廉洁，更是为了高效，廉洁的政府不大可能低效。解决了廉洁问题，必然解决了官员激励和监督约束的问题，因而为行政高效打下了基础。同时，一个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政府，必然有健全的机制促使官员进行高效工作。世界各国的事实证明，廉洁水平比较高的政府，行政效率也往往比较高。

所以，懒政的存在，特别是因为反腐而故意不作为，恰恰是因为反腐没有进行彻底。收了企业的好处才办事，没有权力寻租空间就没有了工作积极性，自己的职责则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思想根子上的腐败。抛开动机不说，懒政本来就是一种腐败。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其事，混字当头，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不但白花纳税人的钱，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阻力。李克强总理说，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必须对碌碌无为的干部采取措施。对付懒政，必须将反腐进行到底，把那些为官理念不正，那些一心为了捞个人好处的官员，那些占着官位不办事的官员，都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

当然，反腐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有利于行政高效的专门机制建设。一方面，大力推进政府转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务员队伍中广泛形成公共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摆正政府和企业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的公务人员考核机制，改变公务员只进不出，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的情况，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当然，奖罚伴行，除了对公职人员严加考核，对积极作为有实绩的好官，也要及时奖励，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需要重视的是，在对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评价中，要重视社会评价，重视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的意见，切实改变公职人员只对上级负责的现象。

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和企业经营边界，尽可能释放企业自主空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落到实处。如果说，市场体系完善不起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根本转变，那么，政府部门不但把持着过多的企业门槛，而且官员手中掌握着很大的资源支配权，企业就不能在官员面前挺直腰杆，政商平等关系建立不起来，政商勾结的毒瘤就消除不掉。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方式有了新特点，服务经济发展的方式也应该有新的变化，构建新的政商关系，应该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政府官员为企业敞开大门，积极为企业办事，为企业解决问题，这应该成为政商关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