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教育请下神坛

　　主持人：功能过度在很多人看来是教育承担了太多的职责，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职责。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呢?

　　李奇勇：我们喜欢把教育神圣化。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育牵扯到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振兴、千百万家庭的幸福，这些都对。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问题，当你把它摆上神坛的时候，它的发展就不再那么科学、不再那么有深度、不再那么有血有肉。所以我有一个口号：我们要把教育请下神坛、不再那么神圣。因为今天的教育和以前的教育不同。以前的教育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少数人，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今天是全民义务教育，每一个人从出生到走上社会都要在学校度过一段成长的过程。虽然说这个职业有它特殊的职业规范、职业要求，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普通的职业。

　　在这种情况下，当教育出现过多神圣化的功能时，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说的口号和现实是脱节的。比如，很多地方都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的，很多学校把它写进校规里面，但实际上这是执行不了的校规。执行不了的校规写在那里，起的作用不仅不是正面的，反倒是负面的。它会给孩子们一个非常错误的导向，基础教育不仅要传递知识，还要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怎么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这个世界。从学校的校规，从教育功能的定义和履行上面，孩子们就是在认识这个世界。当你把教育功能排得太宏大，最后又落实不到的时候，教育功能是分裂的。分裂情况下很自然传递着非常不好的信息。

　　教育功能过度，包罗万象。一个地方发生一些群体事件，一般是青年学生参与得比较多。我想如果青年学生都没有这种冲动，不喜欢凑热闹，这个民族恐怕也麻烦。但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就要教育部门反思、校长们反思。我们很多校长们说没有错，这些孩子全是我的学生，我没有把他教好。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教好?如果你认为每一个人通过学校教育都能够教好，都能够成为我们希望的那样的人，这个观点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第二，那些成功人士也是我教育出来的，你做了名记者了，做了著名的企业家，摆庆功宴的时候有没有专门把你的老师、校长请去?

　　我们要客观、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教育规律，观察教育面对的群体，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教育该怎么做。教育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吃饭、呼吸空气这样很简单的生活中必须的东西。你把它神圣化了，可能它反倒不那么健康、科学了。所以功能不能过度，一旦过度了，你就会对教育附加很多别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教育部门做不到的事情。

　　学制制度改革要以人为本

　　主持人：如何理解学制过度呢?

　　李奇勇：现在生活好了，再加上各方面的信息对孩子的冲击，所以，我们的孩子发育比较早。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情窦初开了，需要谈情说爱了，可这时候他们却要读书，甚至是在高中苦读，因为要考大学。现在有的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会给他们讲话，告诉他们，大学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件必须要做的就是谈一次恋爱。

　　人在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事，这才符合规律;什么叫以人为本?这就叫以人为本。孩子到了高中阶段了，已经18、19岁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青春后期了，因为学校的校规不允许，还没有让他谈恋爱。这种事情压下去，结果就是两样：一个是反弹得更厉害，一个是最后成了圣斗士，不会谈恋爱了。

　　还有很多地方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女孩可以持刀把亲生父母杀了;比如说出去航海，30个人都是附近一个村的，居然因为一点点工资待遇问题，就可以把20个人干掉。对自己的兄弟、乡亲，怎么下得了手?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中会出现这些在我们看来完全不能理解，心理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人的生长发育过程中，他在哪些阶段哪些情绪要得到宣泄，没有得到合理宣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心理隐患。心理隐患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变成一种性格上的缺陷，就可能变成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调整学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适度教育内容的需要，还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健康成长有关。

　　这四个过度正是我们目前教育困惑的基本来源。比如说课业负担问题、择校问题，等等。

　　实施适度教育要先理清高考功能

　　主持人：有人说教育评价体系不改，教育是不能适度的。

　　李奇勇：基础教育里面很多问题都来源于这四个方面的过度。怎么解决法?基础教育的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高考指挥棒下进行。所以，我提出来有限教育，或者说是适度教育更准确。就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在适度教育思想下面的高考是什么样的?不回答这个问题，任何改革都是走不远的。

　　主持人：您认为高考改革的阻力在哪里?

　　李奇勇：讲适度教育，就要回答教育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教育就是要给你知识越多越好，适度教育肯定是行不通的。现在认识三千字可以读报纸，我还可以让你认五千字啊。现在中央台热播的汉字书写大赛，很多字我们都是没有见过。《康熙字典》里面4万字，我是不是都把它学了?其实，基础教育只是让你懂得了做人，树立一个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目前高考改革也讲了很多年，在很多地方有实质性的动作，这些动作为什么走不远?为什么推不下去?比如说我调整高考的分值，把某一门功课提高，某一门功课降低，提高和降低的依据何在?你回答另外，让高校自主招生，就是给高校办学自主权，但是却可能破坏了高考公平。

　　现在的高考改革总是修修补补，这是走不远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弄清楚高考的功能。大家对高考垢病常常会提出一个观点把高考取消。如果高考真的取消，这个社会就将动摇。为什么这样说?封建社会延续了很多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起到了缓解和释放阶级矛盾的作用。它给了底层老百姓希望。

　　那么，今天我们的高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因为高考给了底层老百姓上升阶层、改善生活的希望。如果说取消高考，让这一点希望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乱不乱?所以，高考的主要目的可能不是选拔人才，甚至跟人才没有什么关系。恢复高考以后，我们出过多少状元?又有多少状元有大的建树?高考就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器、和谐器，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如果说没有高考，社会阶层就会出现固化。高考让最底层的老百姓通过这个管道改变他的阶层，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让他们对人生抱有希望，对这个社会抱有希望。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安定。

　　实现适度教育重在顶层设计

　　主持人：您觉得如果想实现适度教育，还应该有哪些改变?

　　李奇勇：其实，把高考制度改革了，剩下的教师们自然而然就会教课了。我的这些想法都是来源于基层、来源于实践。就是我在工作中跟基层的教师们、校长们探讨、讨论得出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进行适度教育，对下面的整个教育目前的结构，包括教师一些素质各方面要求改变的不是特别大。

　　重要的是顶层设计。内容方面，要进行一个核定，把基础教育的内容核定到一个度上，而不是越多越好。这首先要求要改变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基石要改变，是不是知识越多越有智慧?人类历史早就证明了，不是那回事。所以我们要改的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是这个理论基石。之后把教材调整了，难度降下来，中小学加起来十年足够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基础教育从内容上应该是教会孩子与社会、自然相处。那么在课程设置上您有什么想法没有?

　　李奇勇：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不是来源于宗教，而是来自于历史。只有了解了这个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才能塑造出自己的信仰。因此，在学科方面，我们应该侧重于教文史哲，然后是数学和科学。

　　人生观价值观从文史哲中来。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的，什么是成功的人士，什么是不成功的人士，什么样的家庭是幸福家庭。这些标准肯定是从历史中来的。世界观，就是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人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所以这几门课都要学。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倡导传统文化的回归，倡导国学，甚至有的地方拿民国课本做教材。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现象，或者说是碎片。这些碎片集合起来就是反映了刚才我说的观点，中华民族是从历史中来的，我们的信仰来源于历史，我们必须把历史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历史肯定是弄不清未来的，就搞不清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基础教育不是重在教知识，而是重在塑造价值观。这是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清醒的问题。对于课程设计，只要把课程难度降下来，知道侧重点应突出哪个方面就好了。我们现在的课程已经十多门了，小学越搞越多，初中也是越来越多，越往后课程越多。有的课程杂，有的课程分得太细，反倒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概念。

　　举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文史哲可以合到一起来讲。其实，这3个学科都要传达价值观、人生观。如果把文史哲合在一起来讲，你会发现它很生动，因为有文学作为载体就会生动起来。

　　适度教育的最大阻力在于教育理念

　　主持人：您认为要实现适度教育最大的阻力来源于哪里?

　　李奇勇：最大的阻力还是教育理念上的改变，即大家能不能转变对教育的认识。如今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知识的量已经不一样了。而且知识的储存和运用的手段也不一样了。以前知识是放在大脑，现在是知识放在电脑。应用也是一样，一点就出来了。这是大的背景。

　　从国内来看，教育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已是全民受教育。教育已经成为了每一个人必须经过的环节。教育的功能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虽然我们讲书能化愚，腹有诗书气自华，但是今天读书对于人的命运的改变，远远没有当年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教育，你就会发现，教育提供的东西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实在、那么物质，马上指向世俗的成功和财富。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像恋爱一样，没有你也不会死掉，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你的人生一定是不完整的。所以，这时你不要认为，受过教育就一定可以有一份多么好的工作，教育只是让你懂得了怎么跟人相处，怎么跟自然相处，以及培养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