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上述问题，决策者会想到要开展顶层设计，进行软件梳理和分类，以达到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的目的。但对于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应用单位来说，应用软件与业务工作之间存在很大粘性，要跳出本行业现有业务做大深远、高层次的思考，因此难度可想而知。

　　把软件归堆排队并不难，但要从中找出有参考价值的线索思路不易。通常的分类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按软件所属业务门类分类，这是随着业务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最常用的，其优点是与现实业务结合紧密，容易理解。但也正因为较易囿于原有业务和框架，因而可能缺乏预见性，无助于长远规划或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该分类方法若应用于非商业领域，可探索、改革的空间较多，如果原样照搬，会使得信息化拉动工业化等美好愿景难免流于空谈，更谈不上以信息化助力政治体制改革等复杂敏感话题了。

　　二是按软件自身功能属性分或IT业界概念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从软件本身的功能、在信息系统中的作用出发，如“系统软件”、“”、“媒体播放”、“邮件传输”、“绘画制图”、“中间件”等，应用软件的技术方向得到充分明确，因而在项目开展中，技术进展会较为顺利，而且合作开发队伍的选择也较为容易。但如果在开发前期对业务需求调研不够，对软件推广应用前景没有充分估计，可能导致开发出来的产品出现不适用、推广成本大、甚至用不上等问题。

　　三是按软件开发时间或计划分类。该分类方法是从信息系统建设者的角度出发，严格来讲，它一般不应独立存在，而是在其它分类基础上的归纳和提炼，用于指导行动。事实上，如果该分类是完全按照既成事实或已经成形的想法直接画出的，实质上就已失去了分类的意义。按时间或计划的分类，应该是“果”，而非“因”。

　　因此，信息化顶层设计中对于应用软件的梳理和分类需要换个思路。若想通过软件分类，达到启发思路、划分责权、规划发展的目的，则需要更宽的视野，从软件的“外特性”，而非软件自身属性来分，才能不囿于现有软件，划出更大的思考空间并具有前瞻性。

　　如何找出外特性？就要考虑那些与软件发生关系，又不属于软件本身的特性，大致可分为：软件应用中的主动方（例如：软件的使用者、开发者等）；软件应用里的被动方（例如：软件里的数据、信息等）。他们不属于软件本身，但又是应用系统建设的必备条件，和软件共同形成一个“活的”应用系统。只有从这些与软件有关的其它事物分类，才能跳出常规软件分类的局限，自然形成留白，开辟新的领域。

　　软件应用的主动方，实质上就是与软件产生关系的各类人，主要可分为软件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这种分类方法实质上是依据与软件有关的人的职能属性进行分类，反过来也能更加强化软件相关人员的职能属性。例如，一个政府部门内部一般都存在信息部门或信息化工作岗位，专司软件的采购、开发，而从事传统业务工作的单位称为业务部门，是软件的使用者。当然，要想表述完整，该政府部门以外的人员可划归“第三方”，由此可对软件分类如下：

　　通过对上表各类软件的划分，可以有效限定每类软件的相关人员特征属性，为明确管理责权、形成较为明晰的规范或准则提供依据，从而方便软件的分类管理和相关职能任务的履行，避免工作交叉或缺位。同时，通过统计或列举类软件，也可大致分析出部门内的信息化趋势和走向，启发建设思路，优化工作机制。

　　软件应用的被动方，实质上就是与软件产生关系的各类信息，主要可分为信息采集、信息交换、信息存储、信息利用等几大类软件。流动的信息，是软件的血液和生命力所在。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信息的存在并不依附于软件。软件作为新兴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工具，成为信息在传递速度、传播范围、利用效率方面的倍增器，但在大多数传统领域，并未对信息的应用需求带来本质性改变。因此，以信息的应用需求为主线进行软件分类，对软件本身并不存在依附性，将其作为软件分类依据能够拓宽软件规划的视野。

　　如上表所示，不同种类的信息，根据采集来源的不同、交换通道的不同、存储方式的差异和用途的区别，可能产生多种软件应用的需求，而对信息的分类也可能根据需要产生变化，其排列组合产生的需求节点数量众多，从中可以提炼出不同种类的软件需求，甚至发现新的应用领域。

　　上述对软件分类问题的论述，只是方法论和思路的启发，具体操作还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软件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是手段，也是容器，在当前信息化社会，一个单位软件应用的水平，多少能侧面反映其管理规范化的程度。而我国一些粗放式、经验化管理方式，是不适合通过软件加以固化的，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事业和政府部门应用软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