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对设计非常有追求，他常常说，对于相同类型的项目，每一次做都应该有新的东西出来，这样事情才会有进步。他做事情很坚持，只要是他认为是好的事情，就会去跟业主争取，并且要求我们自己先做到最好，他是一个追求细节的建筑师。

另外，姚先生常常会站在业主的角度看问题。有的时候，业主对建筑物的一些想法是我们做建筑设计的一个盲区，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他就会把业主对这个项目的期望考虑进来，这对设计的发展会有启发。

姚先生讲原则，对的事情他很坚持，很多他认为是不合理的项目，他宁愿不接。比如说有些业主对山地开发过度，这会造成比较大的破坏，他觉得这个不好，就宁愿不去做。

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徒做事情就是以一种比较利他的想法在做，比如在大陆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也义务帮忙做了一些学校及医院的设计。他认为这是建筑师应该负的社会责任。这几点是姚先生对我比较大的影响。

对年轻建筑师的培养

姚先生对待事务所年轻建筑师的方式就像老师带学生。我们以前年轻时跟他开会讨论设计时一定要带上文房四宝，即笔、草图纸、比例尺和计算器。他说我们是建筑师，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就可以不管比例，但建筑除了形而上的艺术追求以外，其实更多的是要把设计落实，比如柱子间的跨距是多大，挑空要多大，窗框是10cm还是15cm，贴面砖留缝要12mm还是15mm，又或是密接6mm，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姚先生比较耐得住性子。

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是比较没有耐心的人，如果他跟你讲一次你没反应，讲两次你没反应，第三次他就会跳起来，对你耳提面命，会比较凶一点。也正因如此，大家对他都会有一点敬畏。因为他对所有过程都非常熟悉，所以你在他面前就变得不大能说，他每次指出一个错误你都会觉得无法反驳。每次跟他开会你都会很紧张，要想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知道事务所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大家在这种环境下就比较容易成长。

我们一直把姚先生当老师看，但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他就会直接问，不像有些地位高的人会担心自己露怯，这也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元成功的背后

大元工作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能让大家做起事情来都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做设计的人都比较有个性，不然也就没有办法做这一行，所以如果没有让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感，却要让他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并且一直工作十年是不可能的。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满足感，对此，大元的做法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平时姚先生就某个项目跟大家谈图，除了该项目的主要几位负责设计师参与讨论外，下面更年轻的设计师，或者说帮忙画图的人，都会坐下来一起谈，所以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在做设计。姚先生会把图纸摊开，让大家在上面画，发表意见。当然这过程中姚先生自己的意见会比较多，毕竟他经验比较丰富，他知道业主要什么，或者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每一个人就会知道各个项目为什么要那样去做，当这种参与感强的时候，大家做起来就比较有兴致，有一种创造力能得到满足的感觉。而不是说你画这个楼房的剖面，就一天到晚画剖面，那样就变得没有创造性。

大元成功的另外一点是得益于整个事务所的管理，我们事务所除了专业的设计师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秘书群，去协助设计师把事情做好，所以设计师倒不一定要自己打字，也不一定要自己去做，秘书们都会帮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好，甚至是准备早点和下午茶这些生活上的便利也都能帮我们满足，让事务所能有个比较愉快的环境。好的环境是会影响人的，它让人跟人的交流变得更顺畅，大家的长处在里面都能更容易被看到。尤其我们这个行业大家可能一天十个小时以上都在公司，你接触最多的人不是你的配偶，也不是你的小孩，而是你公司的同事，所以公司环境对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环境能让大家可以在里面愉快地工作，并且相互学习。

处理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你去改变个人是没用的;最有效的是营造一个环境，让这个环境是对的，这样人际关系也会被这个环境改变。

大陆实践所遇到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建筑市场比大陆更成熟，台湾的业主会更尊重建筑师，他们会静下心来听你讲要做什么。大陆就不一样，因为大陆这些年发展得比较迅速，很多建筑项目都要求短时间内就要定案，就要盖起来，再加上很多决策都是领导或者是专家学者说了算，这种情况下建筑师就比较不容易发挥。在大陆做项目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项目的具体执行。比如说盖一栋住宅楼，甲方基本上发包后，就自顾自地搞，他有问题不来找你，也不期望建筑师会参与项目的实施。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业主谈，说方案做完以后，我们希望在初步设计阶段参与讨论，希望设计院在完成施工图后能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走样，希望可以参与现场施工，在材料选择上提建议。

这个是我们建筑师的职业态度，毕竟我们认为自己比较专业，可以让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大陆实践遇到的问题再来就是施工，大陆的施工坦白讲比较粗放。刚从台湾过来那几年，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农民工，后来才知道农民工原来是外省市农民利用不忙的时候到城里来盖房子。我听完就吓一跳，盖房子不是应该请专业的工人吗?实际上除了那种比较粗重的体力活没有技术以外，其他建造过程都应该由技术工人完成，但大陆这边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也就很难保证质量。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重新研究细节，考虑当地施工做得到做不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在不影响设计效果的前提上去改变这个细节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加强对跟业主、施工队的沟通。

所以我们常常到工地去直接跟总包，甚至跟总包负责这个专项的工头一起讨论可以怎么样操作，站在他的立场去替他解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做得好。

不过也有例外，乌镇剧院的施工过程就是个好例子。乌镇剧院的外墙是一面斜墙，用的是京砖，墙面转角处的每一块砖都需要打磨，但在现场我们其实很难跟工人开口说你每一块砖都要磨，姚先生就跟他描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最后工人主动说他想每块砖都打磨。姚先生听到后很感动，因为他对细部的追求终于有人懂。一些看似不能达成的东西最后达成了，建筑师和工人都很高兴，都会有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