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事务所四年前中标的罗马古城公寓重建项目刚刚通过当地政府审批，这是他的北京MAD建筑事务所的第一个欧洲建造项目。

项目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现代主义建筑，将其重新设计成为一座高级住宅。在他们的计划中，并没有拆除建筑、而是另辟蹊径选择把外墙立面打开，保留结构骨架，然后插入新单元，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完成建筑功能的转化。在新的功能单元和原有结构的‘缝隙’之间，便产生了很多阳台、花园。建筑被打开，立面消失了，建筑和街道的界限模糊了。他说。

缝隙似乎是这位出生于1975年的北京建筑师最为在意的东西。在马岩松2014年10月出版的《山水城市》一书中，可以看到他所有理念的发源地，即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儿。老北京的美在于建筑之间有‘空儿’。我们应该注重城市中的留白和群体关系，而且应该把留白当做核心去规划，而不是‘剩下的空间’。

稍微看看马岩松和他的MAD事务所成立十年以来的项目履历，2012年在加拿大建成的高级住宅梦露大厦、预计明年建成的黄山太平湖公寓以及北海的住宅楼山形建筑，抛开其他容易展现个性的美术馆建筑不谈，单就是这些人居建筑项目就足以令人过目不忘，同时引发争议。当你看到城市里的建筑像是一群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这时候如果说‘我有思想但不跟你交流、不参与城市’是不合适的;但我要交流的话只能鹤立鸡群，需要一个姿态。他说，但当环境并不是这样时，比如罗马或是北京老城项目，周围有传统智慧、有累积的生活，我们马上就会把自己降低，并不是永远都会咋咋呼呼的。

从马岩松的身上能看到两种人，一种是负面的：善于营销自己的既得利益者，一种是正面的：懂得入世哲学、同时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才俊。不知道在未来的实践中，即将四十岁的他会怎样证明自己。

理想生活的内涵

Q：胡同的自由毕竟是属于过去，现在的北京城三四千万人口，该如何实现你所说的自由?

马岩松：形态肯定不一样，但生活、价值观还是可能的。因为现在城市的形态跟西方学习，都是整齐划一的、遵循现代派的原则;可古典讲的是人性，东方园林反映的不是生态概念、而是人文概念，一座桥、一座山、一片水，都有感情的东西在里面，特别关注人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人的感觉其实是不分尺度的，是个观念问题。照理来说什么尺度都可以，城市几千万人必须要有高楼，也可以用这种价值观主导。

我们现在的价值观都是西方功能至上、资本至上，以这个为出发点规划出来的城市必然是一种模式。所以这个完全得改，应该以人为什么要生活在一起为出发点建设。山水城市就是想找到个创造性的办法，面对这种高密度大城市的实际条件，还把自然、人性、情感放在首位。只要把理想生活是什么搞清楚，其他都围绕这个解决，会有很多的办法.

Q：你提到，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之后要迎来自然文明，但作为一个建筑师，如何把这种城市规划的理念贯穿到单体建筑上?

马岩松：我是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来看的，在东方哲学里并没有尺度差别，从城市到建筑、景观、室内、家具、盆景都是一个东西，属于生活的体验。分工是西方的概念，就跟西医似的，中医没有科室都是整体，都是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区别。一个物件也可以表现中国的美，但太小，建筑也太小，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城市。而实践中我们也已经开始涉及到城市规划。

不是说体量大就不适合四合院，北京的美是四合院、景山、白塔、钟鼓楼配合起来的，高房子要与矮房子产生对话。我设计的这个高塔反而会定义这个社区，而不是光秃秃的一片四合院，否则就像个村子。从生活角度，想激活社区就必须要有人进来，得有密度塔里面不是宗教而是人。所以我并不是从历史上保护物质的角度来提出的方案，而是保护人与社区的生态。

社会变革的决心

Q：你在书里提到当时对西方现代主义框架体系深感失望，于是才有了回国之后对中国成为世界建筑师试验场的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什么?

马岩松：西方世界在911后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是纪念以前的东西，另一个是希望建立新形式的建筑。但对我来说这是整个文明的问题，美国创造了最醒目的中心，世界的异见者就会看不惯，这其实代表着资本权力的瓦解。我认为瓦解之后，人性就该浮现出来，如果再重复它则是不合适的。感觉时代到了现代主义的尾声。那时候中国很混乱，什么价值观都有，反而有了缝隙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搞自己的小村庄、小房子，但却对主流并没有起作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改变不了就躲开。但历史上西方建筑师都有社会变革的决心，虽然有时候个人命运很悲剧，但我觉得能投入还是很可爱的。投入到社会改变之中是必要的，因为别的社会角色也没有什么义务，政治、资本各有野心，知识分子只会说说，这时候需要建筑师具体地表达出来、画出来。

可能是一种策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宣言，声音足够大能够被听到、得到说话的机会。但如果到社会价值观都稳定了之后我就不这么做了，这是在现实环境中的一种选择。

Q：不同于住宅楼和老城改造，针对美术馆等文化建筑的策略是什么?

马岩松：对要建这些建筑的地方也需要找到自己。当所有城市都一样的情况下，往往文化建筑就代表了这个地方的个性价值。

现代主义城市危机是全球性问题，西方认为转机是生态、自然、民主;而中国城市化进程比较晚，还在惯性中不断建设西方那样的城市。但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有些政府、开发商觉得在曾经粗放抄袭西方城市的过程中捞了不少好处，有点儿自责觉得中国城市的低俗跟他们有关系。他们开始有了自己身份的危机。钱学森首先是个科学家，同时却又人文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才在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所顾虑。如果我们的这种觉悟能产生对城市生活的新价值，那会是世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就会不断地复制西方。

我还是比较乐观，现在能够看到去探索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决策者把整个城市的建设都交给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决定，那么这时候建筑师有没有能力去设想我们的城市是什么?当工具当惯了，会不会丢了思想?所以类似钱学森这种想法和理念还需要很多很多，我们得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有了想法、顺应历史就应该能够实现，剩下只是时间问题。开发商、政府决策人就是谁先意识到、谁晚意识到的问题，历史进程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东方的文明应该产生，问题是谁先提出来，谁是跟随者，而这对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来说是个全新的模式，让西方也能受益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受益于西方现代文明一样。我们需要产生出普世的、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光坚守传统也没有意义，必须要跟现代人有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感觉的确是个转折点，西方城市开始没落，而中国粗放型土豪式发展也基本停止，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除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还有在全球的角色，从经济到文化，文化输出不能老卖爷爷的东西，所以各个方面都要求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对时代有个整体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有个思维惯性，认为要独立就必须脱离体制，而脱离的表现就是不发声，很少数会发表抨击观点，大部分人觉得只要独立就已经成功了、只要不在体制里就是一种温柔的抵抗但这个是改变不了社会的。还是要把眼界脱离中国这点儿事儿，放在全球视野、人类命运，自己的事儿也许实现不了但对别人是有意义的。在文化艺术领域已经过了那个靠抵抗的时期，需要建立。作为年轻设计师、知识分子，应该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马岩松，建筑师，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