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与创新精神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分析了其创新的特征，认为齐国兵家始终围绕时代需要、理论构建和效益优先这三个基点进行创新。同时，本文还从齐文化的影响与齐国兵家的自身素质两方面着手，探讨了齐国兵家屡屡创新，成果累累的主客观原因。

        齐国兵学是中国传统兵学中最为辉煌的一章。齐国兵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丰富的成果，关键在于齐国兵家们始终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勇于开拓，富于创新精神。创新是齐国兵学发展的源泉，也是齐国兵家最重要、最优秀的素质。对此予以深切关注，有着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齐国兵学渊源于周初兵学家姜太公，历经管仲、司马穰苴等人的传承和发扬，至孙武时正式形成，《孙子兵法》是其奠基之作。此后，又有孙膑兵论学派、《管子》兵论学派、太公兵论学派以及整理《司马法》的兵家群体、田单等人的发展与完善，使其体系更完备、内容更丰富。通观齐国兵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齐国兵家总是勇敢地屹立于时代的潮头，以其超人的智慧，严谨的态度，在军事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推陈出新。归纳起来，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大致是围绕下列基点展开的：

        (一)以时代的需要为转移，及时在兵学领域进行创新。

        齐国兵学始祖姜太公在兴周倾商的斗争中，根据商强周弱，但商政衰败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阴谋修德”与“兵权奇计”两项致胜方略，成功地完成了剪商大业。姜太公也因此成为以奇计、权谋用兵的鼻祖。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国的争战日益增多，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管仲为了使齐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又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作内政而寓军令”，推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建立常备军等新措施，很快实现了强兵的目的。此外，管仲还首先提出了战略威慑理论，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认为“胜一而服百，则天下威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管子•七法》)。在紧随时代潮流，及时创建新理论、新学说方面，兵圣孙武的表现尤为突出。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奴隶制日薄西山，封建制曙光初露，军事领域内原有的战略战术原则，一一被时势所淘汰。在实战中，与奴隶制的仁、礼观念大相径庭的奇袭、设伏、截击、连续追击等新的战法不断涌现。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孙武以其独特的眼光，非凡的智慧，及时对西周以来的兵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兵学理论。首先，他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提出了“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的观点。不赞成周朝的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用兵原则，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提倡“因粮于敌”(《孙子兵法•作战》)、“掠于饶野”(《刊、子兵法•九地》)。这就对周朝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军礼”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从而为兵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次，孙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战略战术理念，如先胜思想、全胜思想、速胜论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的理想境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的治军原则，“五事七计”的战争观，形势、奇正、虚实等战争指导理论，“五间俱起”的用间之道等，从而使其军事思想成为一个主旨鲜明，内容丰富，互相关联，深富哲理的严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划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历史进展到战国时代，封建兼并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战争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时代又一次对新的兵学理论发出了召唤。齐国又一批兵家适时而起，创建了许多新的兵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孙子的兵学体系。

        首先，孙膑及《管子》兵论学派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类，并强调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对战争的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军事家主张为“利”而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这显然具有片面性。孙膑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将义》)，把战争的正义性看成是谋划战争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管子》兵论学派则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行义胜之理”(《管子•幼官》)，“行义”方能“立于胜地”。如果“不义”，即使军队强大，士兵勇敢，那也不能算好的军队，只能算“伤兵”、“残兵”，在战争中难免于失败。孙膑与《管子》兵论学派对战争性质的区分，顺应了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同时发展了孙子的兵学理论。

        其次，在攻城问题上，孙膑及其后学又有新的创见。众报周知，孙武是反对攻城的，他多次申述“攻城则力屈”(《孙子兵法•作战》)、“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甚至认为攻城是军事行动的最下策。这种局限是由孙武那个时代造成的。到了战国时代，攻城战已不可回避。孙膑及其后学对攻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把城池区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不再一般地反对攻城。这对指导当时的战争实践无疑有重要意义。

        再次，孙膑在“阵法”理论上，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战国时代，车战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步兵战阵再次复兴，以步兵为主体的车、步、骑混编战阵成为了战争的主要形式，并由此带来了战阵上的一系列变化。针对这一新情况，孙膑及时提出了“用阵三分，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孙膑兵法•八阵》)的布阵原则。同时，他还详细论述了各种阵势的列法和战法。他创立的这种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阵法理论，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最完善、最基本的理论。

        第四，孙膑探讨了战争的历史职能作用，填补了前人的空缺。孙武虽有很多创新，但对战争的职能作用却没有涉及，孙膑则根据当时七雄纷争，谁胜谁负，最终要依赖军事实力的实际，提出了“战胜而强立”(《孙膑兵法•见威王》)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在天下纷争，战争不息的情况下，只有“战胜而强立”，才能实现“天下服”的统一局面，即是说，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统一而安定天下。

        第五，《管子》兵论学派深刻分析了国家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商战的思想。关于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重令》)，“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王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管子•七法》)。如果国家贫困无“蓄积”，就会“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管子•七法》)。在此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商战的思想，认为恰当地运用商业手段，特别是外贸手段，一样能够迫使他国臣服。　　(二)注重兵学理论的构建，不断总结与创新。

        齐国兵家是实战家，更是军事理论家。他们在实战中都有骄人的战绩，孙武指挥吴；军攻楚，创下了五战五捷，以三万兵力破楚军二十万，直下楚都的辉煌战例；孙膑“围魏救赵”，更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典范。但是，齐国兵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追求更大的成就，要在兵学理论上有新突破、新发现，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春秋中后期，战争观念、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作战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多种多样的诡诈战法在实践中不断出现。孙武以其敏锐的眼光，首先发现了这一转变的理论价值，在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将诡诈、功利提升到军事原则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在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

        孙膑在实战中，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并因此“名显天下”。他及时对自己的军事实践进行了总结，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必攻不守”(《孙膑兵法•见威王》)、“攻其所必救”(《孙膑兵法•十问》)的著名军事思想，大大丰富孙武开创的兵学思想体系。孙膑还从理论上分析和总结了战争自身的规律问题，他称之为“道”，认为战争的指导者，君主和将帅是否懂得“道”并用于指导具体的战争，对于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

        总之，齐国兵家对实战经验的总结不是对以往战争的简单回顾，他们不以自己的辉煌战绩为炫耀的资本。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战争实践时，立意深远，着眼于探索带有普遍性的战争规律，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构建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有生命力的新的兵学理论。这一趋向直接规范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发展走向，其影响深远。

        　　(三)以追求战争的最佳效益为目标而进行创新。追求效益，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是齐国兵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孙武在这一主旨的支配下，提出了“先胜”和“全胜”的著名军事思想。他在《作战》、《谋攻》等篇中对经济、外交等重要因素，作了周密而详尽的分析和筹算，认为战争的耗费是巨大的。因此，他提出，要谨慎对待战争，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非战不可，那就一定要战前进行周密的“庙算”，看是否能够获得利益；一旦进人了战争状态，就要争取“全胜”。因为春秋时期攻城的损耗特别巨大，所以，孙子一再强调要避免攻城战。

        孙子创立的“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的速胜论、“因粮于敌”、“掠于饶野”的后勤补给战略等，也都蕴涵着深刻的效益观念。

        不仅孙子如此，齐国兵家中的其他人的创新活动，也体现出注重效益的特性。如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实行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平战结合，切实做到了农业生产与军事训练两不误，富国与强兵并举的双重功效；又如《司马法》兵家群体论述说：“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司马法•定爵》)这就从各种兵器如何协同作战的角度，去探讨了战争效益问题。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种，指出“有义胜无义”，也体现了注重效益的思想，因为战争的性质正义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不义之战，大多归于失败，即使侥幸获胜，也往往耗费大而见功少。此外，管仲的战略威慑理论、《管子》兵论学派的商战理论及其用多种方式确保武器装备精良的思想、太公兵论学派关于车、步、骑各兵种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以及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新理论等，同样显示出齐国兵家希望从多方面人手，以争取获得最佳的战争效益的动机。

        二齐国兵家能够不断有所创新，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齐国良好的创新环境密不可分的。齐文化的开放性、务实性、功利性、兼容性等特质，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着其他六国无法比拟的文化依托。

        　　首先，齐文化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从齐国始祖姜太公开始一直奉行“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这十分有利于贤能之士的脱颖而出。齐国兵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积极进取，深入挖掘自身的潜能，在兵学领域里不断创新的。

        齐国自姜太公起，对民众的统治就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姜太公面对齐地民众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采用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没有强制推行严峻拘谨的“周礼”。经过历史的演进，使齐文化养成了较强的民主精神。即使到了战国时代，齐国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但相对于其余六国而言，齐国的君主专制也显得较为开明。这就使齐国的民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齐国统治者的这种开明态度，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们的思想较少受到压抑和限制，能够较为自由地畅想、讨论与辩驳。

        　　其次，齐文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齐人不守陈规，不尚道统，善于随时而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注重实效，追求事功。齐文化的这一特质深刻地影响了齐国兵家，对他们的创新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齐国兵家的头脑里，功利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尤其是在无情的军事斗争中取得成功，就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而必须时刻保持旺盛的创新欲望，努力探索，做到发人之所未发，以新制胜，以奇制胜。

        　　再次，齐文化具有浓烈的尚武之风。齐人尚武，上自国君，下至普通民众，率皆如此。如《晏子春秋•外篇》云：“庄公陈武夫，尚勇力。”《公孙龙子•迹府》说：齐闵王好勇，他认为“见侵侮而不敢斗”是懦弱的表现，对这种人，他是不会让其做官的。《管子•五辅》也说齐国“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普遍的尚武之风，使齐国许多优秀的人才投身兵学领域，这种局面使齐国兵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深感不努力创新，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三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心智活动，除了要有优良的外部环境、适当的理论与技术条件外，还要求创新者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齐国兵家之所以能不断有所创新，关键正在于此。归纳起来，齐国兵家的良好素质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顽强的进取精神。强烈的进取精神对于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新的道路是异常艰苦处处布满荆棘的，若没有顽强的进取精神，不是随遇而安，就是遇难而退，半途而废。齐国兵家的进取精神是非常强烈的。姜太公大半生不得志，生活坎坷，但他从不自抛自弃，而是努力奋斗，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终于在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管仲早年先后经过商，当过兵，做过吏，但总是归于失败。后来他辅佐公子纠，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成为齐桓公的阶下囚。然而，管仲始终不言放弃，总是顽强坚持“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的信念，终于被豁达大度的齐桓公任命为相，有了用武之地，创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兵圣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献身兵学，成年后，面对齐国国君齐景公昏暴，卿大夫内争激烈，自己难以施展才华的局面，毅然远走他乡，南下正在蓬勃兴起的吴国，寻求用武之地，终以兵法十三篇得到吴王阖庐的赏识，被任用为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孙膑在遭受酷刑，双腿残疾的情况下，矢志发愤，最终“名显天下”。几百年后的司马迁对“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史记•太史公自序》)钦佩不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

        　　第二，齐国兵家有着良好的品德修养。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又一必不可少的素质。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的动力之源，它是指导人们行为方向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促使人们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以动机的形式参与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激励人们为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一定的创新目标而辛勤劳动和忘我工作。齐国兵家之所以能够始终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兵学佳作，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而这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品德优良，虽然齐国兵家在兵学著作中力主诡诈、计谋、用间，但他们无论是在战争态度上，还是在从政与为人方面，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道德情操。如姜太公面对商纣王荒淫残暴，不纳忠言，戕害忠良的无道行径毅然不顾自己生计无着的现实困难，辞去纣王之官。又如管仲，虽不拘小节，但在大节上却异常坚定。他辅佐桓公一心一意，对竖刁、易牙之流的阿谀谄媚，深恶痛绝。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反对不义之战；司马穰苴爱土卒如子弟，却将夜间来寻乐的齐景公拒之门外；田单忠贞爱国等，无不体现了齐国兵家优良的品德与情操。第三，齐国兵家有着高超的才智。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里多处提到齐人多智。这一点，我们在齐国兵家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齐国兵家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视野开阔，有很强的整体观念和高超的驾驭全局的能力。战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筹划战争，必须将影响战争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虑周全，方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齐国兵家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能够将战争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将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作总体的考察，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去探讨和认识战争问题。能够这样认识战争问题，自然站得高，看得远，无怪乎其兵学思想既深刻又全面。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没有高超的智慧，难免有头绪繁多，无从下手之叹。

        二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齐国兵家均有很强的分析、归纳与推理能力。他们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方面因素既能做微观的分析、归纳、推理，又能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把握，抓住关键问题。孙子“庙算论”中的“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要求将帅综合运用分析、归纳、推理的方法，研究敌我双方的强弱、虚实等情况，以决定是否作战以及如何作战。齐国兵家还善于运用抽象思维，“舍事而言理”，从战争史实与个人的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一般性原理，并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认识，提炼出具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形、势、己、彼、虚、实等哲学概念。这一方面使其理论不至于停留在经验和直观的水平上，另一方面使其理论层次更高更深，在思维方式上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三是灵活运用能力强。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但如果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那只能是纸上谈兵。齐国兵家深明此理，在战争中只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前人与自己的军事理论。如在“示形诱敌”上，为了向敌方示弱，孙膑在“马陵之战”中运用“减灶计”，而田单在即墨保卫战中则让老弱守城，让城中的富户向燕军将领行贿，以求城破后保全人身与财产的计策麻痹燕军。

        　　第四，齐国兵家敢于挑战传统与权威，具有批判的怀疑精神。批判的怀疑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齐国兵家自姜太公起就敢于挑战传统思想。姜太公在周初“亲亲”观念盛行的宗法礼治社会里，毅然独辟蹊径，以“尊贤上功”为齐国的立国方针；同时，针对齐国的实际，尊重齐人的风俗习惯，不强行推行“周礼”，“因其俗，简其礼”。这充分体现了姜太公敢于超越传统的非凡胆魄。管仲对西周春秋时期的重死节、崇尚节俭等传统观念不以为意。他不仅不为公子纠死节，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公子纠的敌手齐桓公；不仅不崇尚节俭，反而主张尚侈，“富拟于公室，有三归(三姓女室)、反坫(行诸侯之礼的设施)”(《史记•管晏列传》)；孙膑及其兵论学派、太公兵论学派等也都敢于对前代的兵学权威的兵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或提出质疑，或进行否定，或予以补充和发展，体现出批判的怀疑精神和发展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