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诸如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换言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借此得以改善，却也开始面临着大城市病的困扰。若让人们愉悦地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为大城市病开出一张对症的药方至关重要。近年来，加强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被视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不少副中心应运而生，以期缓解城市扩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就目前现状而言，耗费心神的通勤、沦为睡城或空城的尴尬，也让副中心遇到了发展瓶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副中心模式能否根治大城市病?如果能，又该遵循哪些规则?

是副中心还是卫星城

我个人认为，大城市的‘副中心’与‘卫星城’应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在基本功能、区位选择、发展规律、存在问题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桂新看来，就副中心而言，即使加个副字，但它仍是大城市的一部分;相对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务区而言，其具有分担市中心功能的辅助性作用;主要分布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务区以外地区，但还未脱离中心城区。卫星城则不然。虽然其仍与中心城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独立于中心城之外。不仅空间位置上脱离了中心城，分布在郊区，其规模也大于副中心，与一个中小城市相当，并具有中小城市的一些属性特征和自己一定的发展规律。

上海在这方面就区分得比较好。如以中心城区为依托，规划了徐家汇、五角场、真如和花木4个副中心;在郊区则建设了松江、嘉定、青浦、南桥、金山、临港、城桥等7个卫星城，使其根据各自的区位，发挥不同的功能。

如果没有将城市的人口规模纳入考虑范畴，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分地将新区与主城的距离拉开，忽视应先产生‘副中心’再产生‘卫星城’这一发展规律，那么，针对‘大城市病’治理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认为，一座城市本着根治大城市病的初衷而构想新区规划时，一定要充分考量主城区的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公共基础设施是否真的已达到饱和状态。在此基础上，确定新区到底是应规划成与主城连片的副中心，还是要建设为独立于主城之外的卫星城。

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

姑且不论基本概念使用是否精准，无论是规划副中心还是建设卫星城，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大城市病能得以根治而非暂时缓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孙斌栋告诉记者，倘若不顾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而盲目热衷于副中心或卫星城建设，到头来只会事倍功半。譬如有些二线城市当前的大城市病，其原因并不是人口密度和城市规模已达到饱和，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未跟上造成的。

有学者提出，副中心或卫星城的规划实际上就是城市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配置得好，对于根治大城市病不无裨益。王桂新认为，在此过程中，就要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鉴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所以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更应尊重市场规律。当然，如果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就需要政府的科学引导和调控。

陆铭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向‘副中心’或‘卫星城’进行产业疏散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其中，‘竞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举例来说，相较于金融业，IT产业就更适合布局在新区。因为它并不需要像金融业那样，每天必须频繁地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疏散到新区，反而有利于节约劳动成本。政府在新区规划时真正要做的，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确保人口的迁移能够与产业疏散同步进行。如此，方能使大城市病的治理落到实处。

多举措推进职住平衡

然而，就现阶段而言，明确基本概念只是根治的第一步，究其实质，就是要因地制宜，摸清楚规划的基础条件。除了摸清楚规划的基础条件，为避免副中心或卫星城可能成为睡城或空城的尴尬境遇，还需做到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就业居住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解释说，副中心或卫星城不能只有居住功能，而忽视了包括产业、教育、医疗等其他功能的疏解。否则，只能是单中心、向心圆式的聚焦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于主城的资源依赖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再者，在产业迁移过程中，要结合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不能为甩包袱，试图把一些低端产业迁移出去。

副中心或卫星城等新区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周期，人口由主城向新区的迁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若是等到主城规模达到饱和状态时，才开始考虑规划新区，势必会因为时间仓促而陷入被动局面。当前，我国一线城市的发展就出现了这样尴尬局面。大城市病的治理也因此面临治标不治本的窘境。孙斌栋认为，要未雨绸缪，运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做好提前规划，逐渐培育功能，增强新区对人口和就业的吸引力。等到主城规模偏大需要分担时，新区的规模也达到了规模经济的下限，功能也已较为成熟，水到渠成地把人口和产业疏散开来。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学者对于运用副中心模式治理大城市病的做法还是比较认可的。不过，相对于缓解，他们更期待能够借此得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