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其主陵区在龙门口村的山峪。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陵区遗址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阶段成果《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

　　查与发掘》(以下简称《调查》)已发表在《考古》杂志2004年第2期。笔者受文研所之聘，为遗址保护提供咨询，得以获得较多信息，对其中两处遗址，即

《调查》中称为“台址”(T1、T2)的功能得到可信的结论，同时对其原状作出推测如下。?

　　一、原状推测的意义和方法?

　　对有一定遗存的建筑遗址进行复原研究，是中外建筑史学界一致肯定并长期从事的工作。我国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曾对杭州六和塔的宋代原状作过

　　推测，绘出了复原图。60年代，刘敦桢先生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刘致平、傅熹年先生和笔者也受命对若干汉唐遗址作过复原研究，主要成果收入《中

　　国古代建筑史》中，它们在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结构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这种复原推测，对于以木结构为主，有一定法式制度，而实物遗存甚少的早

　　期建筑(元代以前)，更具有重要意义。即以这两处遗址为例，现已确定，它们是陵区正面对称的两座碑亭，其形式是方殿四出陛(或四出厦)式。这种形式的建

　　筑，现在已无实物遗存，复原后的形象，无论对于了解金代的陵寝制度，或是当时官方的建筑规制，都是重要的形象例证。它们联结了一部分缺失的历史链环，具有

　　历史学的意义。同时，通过对遗址原状的推测，可以了解当时的设计理念和美学倾向。仍以这两处遗址为例，方殿四出陛(或四出厦)可能设计出的形式，反映了金

　　代继承了宋代的建筑风格，而又走向华丽繁复的审美倾向，主要尺寸都是偶数(阴数)，也反映出女真人吸收了汉地阴阳数字的学说，显示出金陵的文化内涵，具有

　　文化学的意义。?

　　原状推测的原则和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有根有据”。所谓“根”，就是考古的实际遗存。但实际遗存有时也有“假象”，即经过自然的或人为的干扰，出现了

　　少量变形、错乱，明显地违反了营造法则，例如对称部位的尺寸有差别，构件有缺失，角度有偏差等，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校正。但必须是科学的校正，例如用

　　当时的尺度对遗址尺寸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尺度的规律，以此规律进行校正，就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所谓“据”，就是旁证。有些旁证可以直接为据，例如某寺

　　的东殿已毁西殿犹存，而东殿遗址平面与西殿一致，那么西殿就可以直接成为东殿原状之据。有些旁证却只能作为参考，只能作为多种判断的一种依据，因而得出不

　　止一种原状的可能性结论。?

　　笔者对这两处遗址推测的根据是，第一，对两处遗址反复辨认比较，确认两亭完全相同，可以据此亭的遗存补彼亭的残缺部分，据此亭的合理尺寸，校正彼亭变

　　形的尺寸，反之亦是。同时在查核校正时，参照宋代(金代)尺度，取得合理的数值。第二，参照宋代建筑规范《营造法式》。从现存实物和文献可知，金代建筑大

　　部分是继承宋制。海陵王迁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钦慕中原宋人文化。海陵至章宗营造大房山陵墓之时(贞元三年至大安元年，1155～1209年)，宋《营造

　　法式》已于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其间五十余年，宋《法式》在中原和北方广为流行，金陵建筑也应当以此为主要规范，现在残存的一些石构件，与宋《法

　　式》规定的形式也很接近。但也有一些变通(宋代建筑也不是每一部分都符合《法式》规定)。第三，参考多年来学术界对同时期木结构建筑比例法则的研究成果，

　　如用“材”制度，柱高，开间，出檐等比例关系，再结合宋《营造法式》，进行比较判断①②③④。第四，对多种可能的方案，从文化层面进行选择，例如具体的尺

　　寸、式样、风格等。

　　二、功能与年代?

　　两处遗址位于三合土路面的“神路”北端，东西对称，遗址中心间距57米，折合18.6丈，是“阴”数尺寸。?

　　两遗址中心部位均有条石铺砌的长方形基石，显然是承载重物的基础。在西遗址(T1)内发现长约2米，宽约1.1米的碑身和一件鳌腹残件，东遗址

　　(T2)内也发现鳌首和鳌背残件，由此可以断定，二遗址为“神路”两侧对称的碑亭。由于碑身残件已无字迹，无从了解其内容。从它们所在的位置分析，一是在

　　它们以南已无陵墓，二是形制完全相同，三是两亭之间有一段雕刻精致的踏道，两侧有雕花栏板，此段踏道之上可能是皇陵的正门(牌坊或殿座)，两亭一门共同成

　　为皇陵区入口的标志。?

　　此二碑亭的建造年代无直接文献记载，只有遗址尚存的台基砖和散水砖可以断定为金代建造。按文献记载⑤，九龙山皇陵区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的建设。第一阶

　　段是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年)由上京迁陵，改造云峰寺(或名龙域寺、龙衔寺、龙喊寺)，建太祖睿陵、太宗恭陵和海陵父德宗顺陵三陵。第二阶段是世宗即

　　位后，于大定二年(1162年)削德宗庙号(仍保留“皇帝”称号)，同年由上京迁其父追谥之睿宗陵柩于太祖陵之西侧，名景陵。近年考古发现，太祖睿陵之西

　　有一通保存完整的金代“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可证此处即为睿宗景陵。但石碑位置正在德宗顺陵岩坑之正前面，按照常理，没有特殊需要，不会发生后代

　　把石碑整体迁移的事情。而据《大金集礼》卷四记载，直至大定二十二年才把宗干(德宗)灵柩“迁出顺陵，改名为墓”，可见大定三年至二十二年间，此处仍是顺

　　陵。两事颇为费解。笔者推测，世宗初年，天下粗安，难以动用大量物力营造豪华陵墓，大定二年在太祖睿陵西侧营造的景陵，可能规制狭小，十年以后国势中兴，

　　同时削去宗干的帝号降封辽王，迁出顺陵，改葬睿宗于此，称为景陵，重新立了现在发现的这通墓碑。而把原来的景陵扩大规模，改造成为自己的陵墓(兴陵)，并

　　重新规划陵园，兴建了入口的碑亭和大门，也许其中一通石碑上就记载了迁陵缘由。?

　　第三个时期是大定末年至大安元年(1189～1209年)金章宗营造其父追谥的显宗裕陵和他自己的道陵。经国家地震局于2003年使用三维电阻率观测

　　探测，与世宗兴陵对称的东侧，地下有空穴，可能是一墓坑。笔者推测，此空穴应是裕陵，而道陵不在此处的陵区以内。金章宗是一位既讲究享受又颇有艺术修养的

　　皇帝，他在位期间，中都内外兴建了许多豪华精美的离宫别苑，对于陵墓，自然也要别出心裁，踵事增华。据现场勘察，由兴陵、裕陵向东一线约80米的柳家沟，

　　是一处林木茂盛的山坳，前面的小路上有巨大的石鸱尾和石斗栱遗物，山坳内还有未经清理过的大面积建筑遗址，这里可能就是金章宗特别为自己营造的第二处陵园

　　道陵，石鸱尾、斗栱所在位置是道陵的入口，石件是入口牌坊或大门的构件。在元代，“道陵苍茫”已是“燕南八景”之一，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道陵是一处

　　幽深苍郁的独立陵园。如是，则两座碑亭也可能是章宗为结束旧陵区，开辟新陵园而营造的标志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