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能源资源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复杂和国际经济政治问题增多等种种挑战，作者认为必须重启新一轮的改革，方能赢取发展的机遇。

当今中国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名义的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50%，远远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经济体。根据笔者2005年的研究，中国名义的城镇化水平，包括计入常住城镇人口的比重，比之于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整整低了11个百分点。

城镇化将带来长期的投资和发展，带动一大批基础设施的发展、产业的重新布局和转移、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几乃至二十年发展的最大动力。城镇化也是让中国一大批中低收入家庭能够逐步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健康文化服务的必经之路，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时期。按照国际规律，城镇化往往分为慢、快、慢三个阶段，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时期是慢速的，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水平之后将明显加快，达到高水平之后又会放缓。

由于城镇化具有集聚效应和历史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其进程不应完全依赖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全盘由政府去计划控制，而应以市场力量为基础，在生态环境优先、重大产业布局等问题上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如能够解决这一难题，未来，中国模式将呼之即出。

城镇化的进程不同于绝大部分其他经济活动发展的过程，其中具有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历史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地区出于各种原因，初始的城镇化水平比较高，聚集能力比较强，那么这种力量将不断地发展，该地区最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相反，另外一些地区尽管具备了大城市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起始的推动力不足，以至于永远发展不起来。这种例子在国际上比比皆是。美国的洛杉矶是一个极端缺水的地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美国第二大城市，这不见得是自然条件所导致的，还有一些人为因素，比如说洛杉矶水务局的控制权很大，因此周边小城市的人口都不得不聚集到洛杉矶市区，致使洛杉矶的集聚度不断上升。

由于聚集性这一基本特点，城镇化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否则就相当于把城镇化的进程完全交给一些历史因素乃至随机因素，其发展的后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具体说来，人口会朝着一些环境支撑力不足、地理位置并非最佳的地区聚集，其结果往往并不是最优的。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水资源不足，年降水量不均匀，基本集中于7月、8月、9月这三个月，很难合理利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已经形成了国际都市的集聚力，水资源必须从外部调入。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北京的人口一定还会不断攀升，最后形成巨大的生态承载难题，因此必须合理规划控制。

但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果完全由政府去计划控制城镇化进程，而不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往往也是悲剧。

城镇化问题上，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主要应该体现在三点。

第一，生态优先，政府必须对各个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有基本的研究和规划。各个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完全不一样，这一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第二，重大产业布局是关键。现代政府不可能完全规划到细而又细的各个产业，但是最基本的产业发展概念是应该有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蕴含了这个思想。第三，市场为基础。市场的推动力来自于千万个个体和家庭，与行政力量不同，它更为人性化，是个体自主决策的结果，所以市场的力量是根本，而且其中的关键是要逐步打破人口流动的限制，让百姓能够自然地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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