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斌今年25岁，从山东沂蒙山区走出来，想看看这个繁华世界。

中国的80、90后农民工约有1亿人，在全国1.5亿农民工中约占60％，这群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谓来自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里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月31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

一时间，“新生代农民工”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2007年《计算机世界》就关注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农民工信息化生存报告—一个边缘群体在信息时代的中国如何活着》的封面报道（详见《计算机世界报》2007年4月23日第15期）中，对“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初步调查。

当时的结论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一颗追逐时尚的心，是农民工中对信息技术最感兴趣、对信息需求最为旺盛的群体。他们普遍拥有手机、爱上网，他们不甘“农民工”的辛苦命运，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家族的命运。

4年过去了，80后甚至90后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再次走近他们，我们发现，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了更深的改变。

手机解孤独

“手机我不买杂牌的。”当被问及手机的使用情况时，郑玉斌一脸严肃地对记者说。

他觉得在保安队当上班长的收入还算过得去，每月基本工资1000元，加班费至少能拿到400元。单位包吃包住，手机资费还给报销50%。算下来和每月挣2000来块钱的同乡也差不多。而且，做保安轻松，轮班站站岗，不当班的时候还能休息，看看杂志、上上网、出去玩玩。

郑玉斌的手机是一部索尼爱立信S500i，原价1140元，他买的是二手的，花了500块钱。郑玉斌的手机，在他同龄段的同事中算是低档了。“这两年，我们年轻打工的很少买杂牌手机，不好使。我们队长那部手机是诺基亚的，新的，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刚换的。”

手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必须要买的头一件数字化装备，普及率达到90%以上。而与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愈来愈不愿意使用“山寨手机”。因为，在大多数年轻打工者心里，手机已经成为身份的标识。在他们看来，有时候，一部时尚的手机就能区分“土”和“洋”，就能让他们赶上“城里的时尚”。

郑玉斌介绍说，起初他们还会买些如NOKAI“高仿”诺基亚、CiPhone“高仿”iPhone等，外壳、功能、LOGO很像正品名牌手机的“杂牌山寨机”。后来发现杂牌机质量很差，而且总被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后来就不图便宜了。”

“我们这里的90后小青年，最近都吵着要换3G手机，刚换手机还不到俩月呢，就不喜欢了。”在郑玉斌看来，90后农民工还很稚嫩，他们的家境较过去的农民工有所改善。“他们不用往家里寄钱，对未来考虑得还很少，甚至还有些是被‘宠大’的。花钱大手大脚的。”据郑玉斌的90后同事讲，他们都是“月光族”，每月通话费200元，上网300元，剩下就是买零食，或是攒着换手机、买名牌运动鞋、运动衣。这些90后打工者进城后很快就能追上城里年轻人的时尚，冒牌卡帕、假阿迪都是他们叔叔婶婶或者大哥大姐们穿的，他们总爱谈论哪有打折促销的NIKE。

追求时尚，爱炫耀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但与城里人不同，手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更深的含义。背井离乡、被城里人边缘化，交际圈子局限，让他们常常在孤独中苦熬，而手机则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亲情纽带。郑玉斌每天睡觉前一定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打手机，问问寒暖，缓解一下在外的烦闷。而做小保姆的小丽则把手机当成了维护感情的工具。

小丽的未婚夫远在南方，相隔数千里之遥的他们时常以打手机倾诉思慕之情。受户口限制，小丽不能用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号码，而一张50元的神州行充值卡只够她用一次，但是她每次和未婚夫通话并不吝惜时间。为了更方便沟通，小丽的未婚夫正计划着给她买个电脑，小丽也将进入网民队伍。

电脑学技术

“我买电脑就是为了方便上网。”曾经的建筑工人郭磊对记者说，年轻一代的打工者更有想法，更想融入社会。上网成为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后的共同爱好。郭磊说，别看他在工地上时脏兮兮的，只要方便，他每天晚上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工友去网吧。游戏打够了，就看各种新闻、信息，更多的是看社会对农民工的评价、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网友讨论自己的前途。2007年记者采访过的这位80后建筑工，如今已经改行做服务业了，郭磊的梦想是在城里开一家自己的餐馆。

而外表憨憨的郑玉斌也有自己的想法，为了能更方便上网，平时省吃简用的他在2008年花3000块钱攒了台电脑，CUP是双核的，内存1G，搁现在也不次。消息灵通的郑玉斌在网上了解到国家对农村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而他们老家山东又是蔬菜、副食品基地，因此他便有了上网学养殖，尔后回家创业的想法。“做保安是轻松，学不到技术，没前途。”

电脑不仅帮助了郑玉斌，更让来自江苏的小张姑娘找到了工作和幸福。今年20岁的小张出来打工已经3年了。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去年用自己挣的钱攒了台电脑，并在网上学了会计。她还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份卖汽车保险的工作，每月能赚2000多块钱。

而且，今年小张还通过聊天结识了男友，“他有北京市户口，还有一定积蓄。对我可好了，他答应送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小张盘算着，她打算今年通过远程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补学文化知识，“至少我要学到大专，然后我学着自己做生意。”

据了解，有90%的90后农民工在进入大城市后，为了沟通和娱乐，很快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们不仅打手机给同乡，了解用工信息，更愿意上网搜索更好的工作机会。

“80后、90后农民工更愿意在信息化上做投资。”农民工信息化专家肖克文解释说，80后、90后农民工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在心理上并不认为比城里人差，他们需要沟通，更想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用的时髦电子设备，他们要用;城里人用的电脑和网络他们也要用，而且在“英雄不论出身”的网络世界里，他们更能获得认同感。

网络找慰藉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从外表、言谈、使用IT设备等等方面极力弥补自己与城里孩子们的差别。但残酷的现实往往还是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

初见26岁的张向明，他身穿时尚的运动衣衫，脚穿一双慢跑鞋，胸前挂着MP3。很难让人把他和“农民工”联系在一起。他家住河北农村，技校毕业后经熟人推荐来到北京，在一家农用卡车制造厂当上了电焊工。虽然这几年，张向明普通话说的很溜了，地理环境也很熟悉，但是他依然感到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愿意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他们相较父辈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更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

然而，目前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意识对他们和城市户口居民的区别对待，保险、教育、医疗等享受地方优惠政策困难的问题，让他们很难有社会归属感。“虽然，近几年舆论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依然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城市人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群体。”出身农民工的肖克文感言，一些幸运的女性农民工或许能嫁给本地人，但在家里受到歧视，而男性就更尴尬了，很多找不到出路挣“大钱”的年轻农民工将来依然只能选择回老家。

这种现实社会的失落感，促使大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网上释放自己、寻找慰藉。“在网上没人管你是哪儿的人，什么身份，只要你游戏玩得好、话说得逗，就会有人崇拜你。”张向明说，他每天都会上网打游戏、聊天，从中获得成就感。

调查表明，90%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上网，他们几乎每晚都会泡在工厂、工地、宿舍附近的网吧里，或是自己买的电脑前，每周平均上网时间在5～10个小时之间。而他们上网的最主要选项就是，游戏、聊天、看电影，以及看八卦新闻。“我们确实需要有慰藉心灵的空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河南籍女工小翠抱怨道，她和同乡把时间都浪费在网络上了，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能解决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