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了让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能够更加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深化国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新举措。

在此背景下，去年12月27日，上海市率先公布《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拉开了地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大幕。随后在北京、重庆、江西等地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国企改革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国有企业的未来出路在哪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国企的垄断与腐败？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了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目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水平不足10%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一直备受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为大家指明了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季晓南表示，在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家会对不同类型的国企进行分类研究，不搞一刀切。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提出要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您认为未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持股分配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季晓南：在持股比例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对于那些关系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如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类行业，国家肯定会坚持绝对控股。对于那些保障性企业，如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因为它们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因此就算是开放也不会有民营资本愿意介入，因此这类企业最后可能还是由国家百分百控股。

对于一般竞争性企业，如果它们是国家重点骨干企业，比如像宝钢、鞍钢、一汽、上汽等，我认为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毕竟这些企业的资产很大，民营资本很难把企业全接下来。

《中国经济周刊》：《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要在2020年提高至30%，这个比例是如何确定的？我国目前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季晓南：目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比例共有四档：没有税后利润的企业上缴比例是0；军工企业的上缴比例为5%；实现一定利润的国有企业上缴比例是10%；像中石油、中石化这类具有垄断市场的资源类企业上缴比例最高，是15%。据我了解，将这四档加权平均后计算，目前我国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水平不到10%。

目前，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正在根据不同企业的效益状况，研究并提出2014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再提高一定上缴比例的具体实施方案。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已表示，未来将根据企业改革的进程和企业效益的状况，有差别、分步骤地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最终到2020年要提高到30%。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化管理？

季晓南：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虽没有明确提出要对国企实行分类管理，但是《决定》中已经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这就说明中央已经接受了国企要分类这个理念。

国有企业并不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也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因此在管理和考核时，我们也应该根据它的性质来分类。

我个人认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承担人民生活服务的公益性企业，如供水、供电等企业；第二类是既占有国家特殊资源、承担必要的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同时也参与一定市场竞争的企业，如金融、石油、电信和军工企业等；第三类就是基本以营利为目的的，处于充分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企业。

破除垄断要靠渐进式改革

尽管国务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非公36条和新非公36条，但成效并不明显。这次《决定》又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然而政策能否切实落地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季晓南指出，中国一直存在行政垄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诚信缺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坚持行政垄断。他表示，对于垄断行业来说，有条件放开的要尽早放开，即使是那些不能一下全放开的行业，也要推动渐进式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会有哪些相应的调整政策吗？

季晓南：改革肯定会触及垄断行业，但是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些垄断属于哪种类型。在中国，垄断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三种。电网、通信网、高速公路、港口和码头都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我们没必要仅仅为了引入竞争，从北京到广州建好几条高铁网？

另外那些靠自身合法经营从而占有绝对市场份额的企业，属于经济垄断，这种垄断全球都有。而行政垄断是中国所特有的，石油、天然气、铁路、电信、航空，以及盐、酒和烟草的专卖等行业都属于行政垄断行业。

实际上，垄断不只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外资企业和民企在乳制品和制药领域也都构成了经济垄断。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形成行业垄断，主要是由于政府授权所造成的行政垄断。

在中国，出现行政垄断一个重要原因是诚信缺失、法制不健全。以盐业为例，我们国家对于占盐业市场份额90%左右的工业用盐是放开的，之所以对食用盐部分实行行政垄断，是担心一旦放开，会有很多以工业用盐代替食用盐的事件。如果中国人都能普遍守法，其实很多类似的行业都可以放开。

《中国经济周刊》：备受诟病的中石油、中石化式的垄断应该不属于因为担心诚信缺失而一直存在的垄断吧？

季晓南：一说到国企垄断，大家肯定会想到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很多专家、学者和媒体都在批评我们的原油成品油进出口体制，这些意见中央领导全都知道，也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去讨论，但是为什么制度至今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第一是担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中国铁矿石那样的情况，出现由于诚信缺失，导致大家都不抱团，互相对外压价，甚至还会出卖情报的情况。

第二个担心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在岗职工和需承担管理费用的人员加起来共有600万人，打破现有格局后，这些员工的问题如何解决？这种世界级的企业一旦垮下来，谁又能去代表中国参与石油化工的国际竞争和获得资源？

当然，垄断一定要改，因为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

对于中国的垄断行业来说，有条件放开的就要尽早放开，即使是那些不能一下全放开的行业，也要推动渐进式改革。例如在原油进口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决定放开一部分原油进口市场，每年拿出1000万吨的新增原油进口配额给民企。存量不动，增量动，我认为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国国情。

改革不到位致国企腐败案频发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2013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打老虎之年。有媒体统计指出，这一年至少有31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有20人都是来自集团、公司或分公司的一把手。对此，季晓南表示，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内部制衡不清楚是导致国企腐败案频发的重要原因，而加强外部监管、政企分开将会更加有效地提高国企监管效率。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国有企业腐败案会屡禁不止？

季晓南：之所以近年来国企腐败事件频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内部制衡不清楚。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从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和会计部门，到外部的中纪委、审计署、财政部专项审计、国资委监事会、中央巡视组、中央督导组等等，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国企监管部门和机构。

近年来发生的集团领导腐败案几乎都是通过外部监管发现的，毕竟下级监督上级没胆、同级监督同级太弱、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企业内部的纪检组长很难去真正调查自己的董事长和党组书记。所以我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加强外部监管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国企监管效率。

我们国资委监事会现在正把近10年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或已经被追究司法责任的案件一个一个拿出来分析，然后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监管制度和管理方法。

除此之外，我认为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后，也会对抑制内部腐败起到一定的作用，至少新进入的其他资本都在盯着高管的一举一动，不会让他们轻易地把钱弄走。

（原文作者：刘砚青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