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幻想家、先知和传教士：免费公司管理软件的领导风格与智慧

我们对于四种名称的选择近乎挑剔，并力求简单。然而，这四种领导风格最终都恰当而充分地表达出来。我们旨在说明免费公司管理软件方面的领导风格，而不是为了确切定义某种领导方式。虽然这四种领导风格均冠以男性化的称呼，但历史上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却是女性。　圣人型在以前，圣人就是指明智的人，而不是知识渊博者。智慧强调的是知识与行为实践之间的结合。只有当圣人的言行备受推崇时，他才算得上知识渊博。圣人常常进行自我反省，通过反省而提高自我意识——他们不像先知那样突发奇想，而是通过深思熟虑，达到深刻的感悟。圣人明了四季轮回、日出日落。他们有自知之明，因此也能深刻理解他人。圣人明白万物生息。他们理解“场”的原理，万事万物均发于其中。为了使人们产生新的信仰，有必要给人们以滋养。给养是最佳的授权方式。圣人尽量避免拐弯抹角，因为他清楚，一旦这样做，他将失信于民。他还尽量避免控制别人。正如《道德经》所说：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圣人不与他人正面对抗。他清楚如何将众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并懂得如何将群体力量联合起来为大众谋福利。圣人的知识是与其他人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凌驾其上的。他懂得如何像水一样，避开障碍，平安顺利地寻得出路。就是这种方法将圣人与仁慈和怜悯的慈善家区分开来。因此，人们往往是心甘情愿皈依教会，人们甚至觉察不到圣人对他们的影响。圣人也相信人们并不清楚他的所作所为。他并不渴求人们的注意，他不需要任何对自身价值的外界评价，因此他仅关注自身修养而不是对他人的影响。　幻想家型幻想家，见过和经历过某种幻像的人。尽管照现在的说法，也指那些幻想未来的人。“幻像”是进入商业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宗教用语之一，尽管用法已经发生了一定改变。宗教意义上的幻像，是一个幻影，是一道神赐。看见或经历过某种幻像，并最终成为一个幻想家的过程，本质上并不是自我反省的过程，至少与圣人内心的深思熟虑，冥思苦想相比并不算自我反省。对于幻想家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让人们了解幻像的主旨。幻像不能一人独享，它需要在公众中传播。幻想家们宣称：幻像并非为一般的头脑能接受，只有具有慧眼的人才能体会幻像的玄妙。幻想家离不开信徒和追随者，因为幻想不是寻常的东西，甚至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宗教幻像是神圣的，是宗教统治的重要特性。由此，“神圣之物总是自现其形”（Eliade, 1958）就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圣物不是由人创造。相反，圣物却自我描述成“具有完全不同的秩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Beane Doty, 1975; Belk Wallendorf, 1989）。“幻像，正如其他神物一样，赋予自己不同于尘俗的高贵”（Pickering, 1984）。幻像是符号化的，而不是文字化的。它们通过借助更强大的事物并进行含糊的描述，以此来获得力量。在感情上，人们总是容易受神物所吸引。所以，幻想家总是主动提出新的幻像以求改变人们的信仰。这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也不能强加于人。赢得追随者，特别是人们要从对旧有的或已经不存在的幻像的信仰中摆脱出来，信奉新的幻像，这往往既是“讨论和扭曲内涵”的文化过程，同时也是改变情感归属的心理过程。意义是植根于人的头脑之中，任何企图控制人们意识的行为都是徒劳而危险的。而且，让人们接受新的幻像，会对当权人物产生威胁。所以幻像常常受主流宗教的抵制。因此幻想家，常常和别人分享信仰，而不是将其强加于人。　先知型在《旧约全书》中，先知的作用就是将上帝的旨意传给民生。先知就是上帝旨意的传递者和维护者。先知这种角色是外界赋予的，但其理解和解释预言的能力却是源自内心的修炼。一旦“被神灵选中”，先知的任务就是解释预言，并赋予其含义。也许他是从外界获取的信息，但如何将其转化为预言的能力也是其自身的修为。信息的主观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意识到知识的存在仅仅是追求知识的开始，而非结束。“上帝伴着撒母耳成长起来。据传，上帝要让他做自己的先知，上帝在撒母耳面前频频现身，他就将上帝的旨意带给芸芸众生……上帝让年轻的撒母耳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多年来，他一直守护着圣所中的约柜，现在他还要捍卫上帝的旨意。这不是晚上枕着睡垫儿入睡的催眠物。它无法看见，却是真实存在。上帝所传的旨意，在心灵深处被不断重复，最终广布于人……现在，撒母耳从一个小祭司变成了先知。他游走村庄，当人们问及上帝的旨意时，他就传授予他们。”根据《旧约全书》的描述，先知的职责不仅在于解释和传播旨意。它不仅仅是上帝的喉舌，他是将信仰系于一体的媒介。他的任务是将信仰明确反映和表述出来。当某人一旦被上帝选作先知的时候，他将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第一次开始理解、传达上帝的旨意。鼓励和接受人们入教会，这是传教士的职责。在许多宗教中，解释信仰和传教有明显的差别。自我净化和自我禁欲把先知和凡人区分开了，并赋予其和神灵进行交流的权能。在许多宗教中，他还是神灵的权能的化身，是精神的中介，因此是处于众人之上。一旦被“神灵”附身，先知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媒介。但若是有其自身的“请神附身”的话，他就是这一切超自然力量的主宰（Nadel, 1946）。这和幻想家不同，幻想家遇到超自然力量的机会是稀少而短暂的。先知和幻想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先知代表了超自然力量，并能与之沟通，他们不会被人们遗忘。在对未来的预言中，往往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继续以旧的方式行事，会招致厄运。先知们往往担心人们不依照他们所传达的旨意行事，担心自己由神赋予的权威受到挑战。先知通常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和知识企图控制他人，而不是让人们自己学习，自己走自己的路。当然也有例外。如在卡里?卡伯恩（Kahlil Kibran）的预言故事中的阿穆塔法（Almustafa）。他追求恬静，认为恬静中能获得珍宝，有了恬静就不必为是否具有信心而担忧（Kibran, 1926）。但圣经中，以及西伯利亚和美国西北部的极端宗教的教义中，先知和信徒的典型关系是服从而不是置疑、对话和反思。　传教士型最后一种领导风格是传教士型的。传教士作为宗教首领，是信徒与神灵之间的沟通中介。传教士和先知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力量来源各异。传教士可以以某一幻像来巩固其宗教地位。但是事实上，他的宗教地位是通过学习正规的宗教信仰，并长期跟随年长的传教士接受正规宗教训练之后获得的（Lowie, 1954）。如伊文思?普利查德（Evens-Pritchard）。所述，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传教士是将民声奏与上帝，而先知则是将上帝的旨意传于民众”。不论他隶属于何种正规宗教派别，传教士都有责任教育、引导和启发新一代人信教。例如，天主教的神甫关注于怎样使信仰维持下去并代代相传。在自身的修炼中，一旦神甫起誓，他的任务就是信仰的使者，要广纳信徒。他所传播的知识，并不是由其自身对知识的理解所模式化了的，而是需要坚持。宗教的忠诚是由“教规”所规定的。教规还规定，信徒必须摈弃个人的见解，一切都听从于教会。信徒们不仅要无条件的接受教会的教化，还要保卫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责教会（Tynan,《教会中的思想约束》一文）。传统教会，缺乏批评精神。因为没有产生这种精神的刺激因素。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道?格雷之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一书中，尖刻地描述：“80岁的大主教仍然笃信自己18岁时听到的谚语。因而，自然而然，他看上去总是特别高兴。”因此，宗教根本不允许传教士对自己的宗教知识进行反思。他的忠诚必须和他的信仰一样坚定，信仰就要对教义在认知上完全赞同。与神甫对教义的完全认同相并列的还有一种世人所采取的方式。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徒必须依照教义以及其他清规戒律行事，他必须对教会永远忠诚。1865年，教皇保罗十三世发布教谕：“神甫有权对民众进行教化，评判和统治。人们只有接受统治，才能获得拯救。”（引自Monsignor DenisO’Callaghan, 1996）这又是与圣人相悖的企图控制的言论。对传教士及其与世人关系的认识，在教会内部都在不断变化。后来（1963~1965）罗马教廷允许神甫根据时代不同的需要对教义进行解释，但只能是表述方式的改变，而教义的本质内容不能变。当某些宗教开始重新考虑神甫的职能时，其他传统角色却得到巩固。　　讨论和结论关于战略管理领域，知识的重要性和领导在知识构建中的主要作用，我们通过上文对四种领导方式的分析，得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著作的观点。我们认为，知识是一种客观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的可剥离的资产。这种资产以一种独特方式被利用并产生回报。使公司取得良好业绩。经济学和唯物主义被置于知识创新的中心，同时还作为评价一门知识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当知识被公认为具有个人、主观的方面，人们就力求将其客观化，并加工开发这种知识，以便人们能够最终利用它。“惟一可能揭示并传播这种知识的方法就是与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Polayni, 1962; Aadne, Von Grogh Roos, 1996）。与宗教领域第一点明显不同是领导者在免费公司管理软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有责任描述、解释、确立各种对个人、社会及精神领域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知识。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所谓适当的知识有什么特征。宗教领域的知识与认知力和智慧是两回事。本杰明?霍夫（Benjamin Hoff ）在其1989年的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人要想成为生活的主人，就应该明白“道”的原理。这样，他们才能进行自我反省，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这是智慧的声音，超越了知识，超越了聪明。这并不是少数人所拥有的力量，而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智慧并不是战略管理著作中所强调的领导特质，也许是因为将智慧与商务活动联系起来是不合时宜的，并且会让人变得更加自负。当涉及到领导者在知识的获取和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时，考虑智慧因素才是有益的。前文已经说明了，圣人是充满智慧的。在某种程度上，圣人具备的知识和幻想家及先知具备的知识跟我们在商业领域中所说的均不相同。这种知识是得自于外界环境，但绝非出自偶然。这种知识可以分享，可以培养。并不会因为出现所谓管理上的灵丹妙药而过时，也不会被自私的人隐藏起来。这种知识在与认知过程联系起来时，其重要性尤为突出。它能让人清楚怎样获取和传播知识，怎样将知识转变为行动。它有一种内在自我参照机制，而不仅是外在的代表，即使是在上文讨论过的非自我反省型的领导风格中也是如此。只有传教士的情况例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本质变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不是个性化的、富于创造力的动态社会结构。即使是传教士，也会将知识，从一部分受惠者，延伸到大众（至少是愿意信教的人）。这种观点，给知识戴上了竞争优势的光环，并为战略领域日益关注协调、合作等方面的趋势提供依据。它确立了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也缓和了人们对商业领域中公然的自私行为的担忧。同时，这种观点还引起人们的争论——是否真的有必要进行知识转型。因为当人们明白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应用知识之后，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知识了。只有那些还不具备知识这种高级形态的信息，才需要加工和转型。因此，知识的启蒙而不是转型，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启蒙又是谁的责任呢？在宗教领域，这个责任显然是由领导者来承担。如某种知识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时，领导者就应该率先学习这种知识，树立典范，并鼓励他人参与学习。在战略管理中，知识处理过程与领导方式关系不大。最近有一本管理科学的著作（Grogh Roos, 1996），甚至没有单独提起领导能力。宗教领域的知识和领导模式，恰好与把领导者比做教练员、支持者和典范的观点一致。而不仅仅把领导者看做策划者和指导者。这种模式还对通过命令与控制进行领导的方式提出质疑，因为显然传教士和先知都不如圣人和幻想家有感染力。即使对于传教是和先知来说，其合法地位也是由于忠诚的信仰而取得，而不是通过滥用权力获得的。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中的执行长官能利用他控制他人决策、前途及资源的权力，对他人施加更多的影响。这种观念是虚幻的，说严重点，是严重的机能不良。圣人模式提出了一种谦虚、敏锐、耐心的领导者风格，与目前许多管理学文献所偏爱的那种过于活跃、决断的英雄式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对宗教领域深入地分析，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幻想家，需要具有特殊的专业知识，即神学知识。获取这种知识，就意味着企图变出点儿什么，这显然有了虚假的味道。然而确实，关于战略管理的每一篇文章都详细阐述了为整个组织设定目标时，提出“远景”的必要性。一般而言，在商业领域远景是指未来的景象，这幅图像能通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和追求而实现。某些作者认为远景的提出实际上是战略构思的过程——不论它是否是由有识之士精心设计的。这种未来派的、精心设计的目标涵义实际上与宗教的含义存在分歧。没有任何目标的意义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后现代社会，对目标含义的篡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远景原来的含义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能把人们带回现实。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认为神一样虚幻的远景是真实可靠的。其预示的景象，也不是由人们的努力能够完全实现的。如果你确实相信这种远景，那么你会认为它所描述的一切正在实现。这与商业的远景概念形成对比。商业概念往往将其远景等同于梦想，比如，在竞争环境中力求取得优势地位、尤其是市场和技术先导的地位。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的根源是愿望的实现，它并没有现实的坚实基础。过分地进行比喻显然是危险的。尽管经商与宗教相去甚远，但将二者比较一下还是有所收获的。经验性的研究，需要估计在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领导风格及免费公司管理软件模式才是恰当的。同样，圣人、幻想家、先知和传教士也可以向战略家学习，就像战略家向他们学习一样。在这一点上，知识是可以模仿的，因而也就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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